二：青黄不接时代的苦闷

　　王名扬之所以大器晚成，是有原因的，这里面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王名扬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是有着代表性的。简单地归责于任何一方面，恐怕都会失之偏颇。

　　1948年，王名扬考取了国民政府最后一届公费留学资助，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去留学之前，他更多的兴趣在国际法方面，1940年从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时，学士学位论文就写的是《敌国人民的地位》，这篇论文受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奖励。及至1943年从中央大学研究院硕士毕业时，硕士论文依然是这方面的，题为《事务官中立问题的研讨》。就这点令很多人纳闷，大家都以为王名扬在法国学的还是国际法，殊不知在那里他却成为行政法门下学子。 1958年回国时，给北京政法学院填报的自我简介“工作的可能范围”一栏，王名扬自述：“资产阶级行政法、法学理论、国际法，可以一面准备一面工作；资产阶级民法、刑法及宪法，略加准备即可工作；资产阶级商法，准备后即可工作。”我们不能不叹服于王名扬知识体系的广博，在“隔行如隔山”的法学世界，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

　　1949年之后，海外对刚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猜疑与恐惧。刚刚到法国不久的王名扬，就和同在巴黎的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星五学会”，在每周的星期五聚会，自发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刚开始时王名扬对此并不甚积极，一直到后来被推举为“星五学会”的主席，才积极组织了几次活动。尽管“星五学会”很快就解散了，但是王名扬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却未尝停止。他不光在学习之余担任《侨报》的编辑，甚至在1954年 5月9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时，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主动给周恩来写信，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美关系提出建议，在周恩来回国时，再次致信就内政问题提出建议。

　　当然，这并不是王名扬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他和共产党人最早接触，可以追溯到1938年左右。王名扬进入武汉大学不久，即爆发了“七七事变”，武汉面临失陷危机，武大亦积极准备迁往内地。正好这时华北抗战部队来武汉招政治工作人员，王名扬报名参加，作为学生政工人员来到山西灵石一代。国民党部队举办了一个政工干部训练班，王名扬由于是所在部队学生政工人员中唯一的大学生，且在先期举行的演讲选拔赛中获得第一名，被派往朱德、卫立煌领导部队师部接受培训。临行前，部队上级找他谈话，“你在学生队里，知识程度高一点，所以我们派你去，如果你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来我就枪毙你。”在训练班，王名扬学会了组织民众、宣传技巧和对敌宣传等。一次大家围成一圈，在草地上摆“龙门阵”，王名扬问朱德：中国怎样才能统一？朱德告诉他，“中国要想统一，就要摆‘龙门阵'，完全是民主作风。除民主以外，没有统一的方法。”培训结束回到原来部队后，王名扬等学生因对部队上级极为不满，就在未发一分钱路费的情况下离开部队，辗转来到已经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继续学业。

　　王名扬正式下定决心回国是在1956年。王名扬自述：“国外读书时，看到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飞速发展，看到祖国前途无限，非常兴奋，决心回国参加建设。”其时“海外人士对无产阶级专政谈虎色变”，“国内在海湾大力宣传留学生回国运动，周总理谈话鼓励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如果确定不适应可再出去，因此回国决心完全定下来。”

　　1958年王名扬才回国。回国前，王名扬“稍做准备，以便更好地适应”形势。在回国的途中，王名扬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希望对于苏联有个初步的接触，“回国以后，希望取得一个机会去苏联工作，一方面增进俄文，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了解更深刻一点。”只是回国后，王名扬并没有机会再去苏联，即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