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零风险”的状况，因此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旨在实现“零风险”的标准。过度严苛的标准，可能会减少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可能，但是却可能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这包括行政机关实施标准的成本，企业遵守标准的成本，以及因此带来的阻滞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等间接成本。因此标准水平的选择，需要在公众福祉的保护和产业利益的维护之间作出衡量。

　　1979年7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技术标准要作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1条规定该法的目的在于“促进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第8条规定“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第9条规定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根据这些规定，技术标准既要去努力确保公民福祉，又要对产业界的利益予以关切。

　　国务院于2004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17条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对政府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对于市场化改革要求较为迫切而且较少涉及政治考量的标准制定领域而言，可以考虑将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一种政策评估方法，引入到标准制订过程之中。[10]

　　近年来在环境、职业卫生等领域的标准制定过程中，已经对标准制定的成本和收益有所关照。例如在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过程中，全国人大环资委坚持认为中国汽车业虽然刚起步，但应高起点，不能再生产污染严重的落后汽车，排放标准不能过低，拟采用欧洲汽车排放1号标准。为此全国人大环资委援引经济分析数据作为自己主张的论据，指出如果实现新的排放标准，所需的控制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0.7%，但汽车工业的发展由于采用先进控制技术，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3%.[11]

　　但总体来说，我国技术标准制订中对经济利益与公共福祉等的度量和衡量，堪称是一笔糊涂帐，目前我国各类标准的生产成本无人核算或无从核算，一年到底要立多少个项目？这些技术标准的需求从何而来，由谁判定？判定的客观标准是什么？项目执行后如何监控？完成后由谁，通过什么方法来检验？[12]而且在对风险标准的估量过程中，我们会更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去高估这些事件对“公共健康”或者“公共利益”的影响，但是会低估乃至漠视技术标准对经济利益的影响。

　　在标准制定特别是在环境、安全和健康等风险标准制定过程中，必须去追问这么几个问题：第一，遵守该标准会带来哪些直接或间接的成本；第二，是否因为标准的遵守而影响到我们其他方面的利益；第三，风险标准的制定，是否会带来新的风险；第四，标准执行中会有什么新的困难，执行上会有什么实际的问题。 [13]当然需要指出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非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而只是为标准制定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择空间，当标准制定机构和组织在行使标准制定的裁量权时，可以以成本收益分析结果为辅助，来确定标准制定时应去选择怎样的水平和指标。应该注意到，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例如如何在生命安全的风险同经济收益之间加以度量，这可能也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所在。

　　当然在我国标准制定中引入成本收益分析，仍有许多制度面上待解的难题，因为标准管理机构及标准制定组织，首先要发展出一套完备的成本收益评估技术，对成本收益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分项成本和总成本的指标设计等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成本收益分析的评估框架。其次，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应用，需要一套完整的配套机制，特别是对市场信息的收集，以及对文档的归类和整理。[14]在我国标准制定的相关信息本来就掌控于企业之手，政府虽然对全行业的信息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但是会缺乏关于个别企业个别事件细节的信息，随着标准制订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展开，目前负责标准制定的协会更加缺乏畅通的信息搜集渠道和信息整合机制。因此在标准制定中引入成本收益分析的前提之一，在于让协会成为全行业进行自我规制的组织，同时提高协会对信息的搜集、甄别、整合和处理的能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影响到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引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