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知识产权》一书有大量篇幅是关于“农民权”（farmer‘s right）的。自从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大会采纳这一概念以来，它已经被110多个国家所接受 .农民权指“源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农民在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基因资源（尤其是那些集中体现物种起源与多样性的基因资源）过程中所做贡献的一种权利 .成为现代生物技术原材料的基因资源中无疑凝聚着一代代土著居民的智力创造。这种与基因资源相关农民权同基因技术专利权或动植物品种权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它却难以获得现代社会专利制度或者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报数，因为附着于其上的植物品种大多数难以满足专利法的专利性标准或动植物新品种权的类似要求。

　　农民权的概念至今为止仍然抽象得缺乏操作性，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国际公约中的一种政治上的或者是道德上的权利。农民权之于专利法，正如民间文艺作品之于著作权法，二者都不能简单地归入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进行保护 .表面看来的保护要件的限制实际上是立法目的不同的体现。知识产权制度希望“给智慧之火浇上利益之油”，但是保护已经存在了千百年的传统资源并非出于鼓励土著民族继续创新的目的。对传统资源的保护更多地体现为对利益控制和利益分配公正性的追求。一旦农民权制度得以确立，权利人行使相关基因技术的专利权时，就应当事先取得农民权权利人的许可。土著民族由此获得参与专利利益分配的机会，形成了类似于专利法中改进专利和在先专利之间的从属关系的关系。当然，为农民权设立特殊保护体系还是象对待民间文艺作品一样肯定其是一项知识产权的同时在专利法体系下作专门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

　　土著居民人体基因资源是一个更具争议性的议题。人体的商业化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伦理观念，在民法领域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人体基因的提供一般说来不会给提供者带来什么明显的痛苦或损害就可以达到收集样品进行研究的目的，人体基因资源的提供者参与后续技术成果的利益分配基本上不存在不可逾越的伦理障碍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体基因资源提供者凭借何种理由参与利益分配？这就需要对本学期学习讨论过的知识产权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简单的回顾。

　　洛克的劳动学说可以说是近代知识产权哲学中影响最大的，也是传统的知识产权具体制度建立的直接理论根据。该学说认为每个人将劳动添加到自然物上便自然拥有了对该物品的所有权。实际上，这是一种维护劳动者对其劳动产品拥有天然所有权的自然法则 .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建立在这种劳动学说之上的：智力创造者在创造智力成果时付出了劳动，因此自然对其智力成果享有所有权。这种情况在土著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和农民权问题上仍然是可以适用的。但是，对于人体基因资源这一特殊客体适用该学说时却出现了问题。

　　按照劳动学说的观点，专利法坚持发明者或者开发者享有对技术成果的垄断权，因为他们才是创造性劳动的提供者。这样，生物公司或医药公司作为基因资源最终产品的研发者顺理成章地享有专利权；而土著民族作为原材料的提供者除了根据双方约定的价格获得原材料的对价之外，不能享有任何技术和利益 .因此，根据劳动学说，土著民族作为基因资源的提供者参与后续成果的利益分享是不可能的。但是，发达国家“生物海盗”行为的不合理性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法律制度给予土著民族应得的保障。这样，重视劳动学说在知识产权哲学领域的垄断地位便成为第一要务。

　　百十年来，许多学者对挑战洛克的劳动学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最为著名的例子是Robert Nozick“番茄汁”理论。该理论的实质是：为什么当人们将劳动添加到自然物上时，结果是取得自然物所有权而不是丧失对其劳动的控制权？根据劳动来划分所有权并非不证自明的公理，因此在知识产权领域依据创造性劳动来决定研究成果的归属也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