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质上是对有限垄断的保护，在保持权利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适当平衡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有条件的，即对故意侵犯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的侵权人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并不会破坏作为保护知识产权前提的上述平衡。因为首先，知识产权人是知识产权利益的创造者，而创造利益者有权享有该利益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次，侵权人并不能代表社会公众，其非法利益当然不可能等同于社会公众利益。如果法律能容忍这种情形，则显然人们就恐怕不会有创造知识产权的热情和胆量，长此下去必然会大大有损于社会公众利益。

　　以专利权为例，专利权的价值只有专利技术投放到市场上才能体现，一项专利技术在市场上现有的和潜在的客户越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价值也越大。侵权人对权利人的赔偿，就是为了弥补专利权人在市场上已经的或未来的因市场份额被不法挤占而遭受的损失。[5] 如果甲、乙、丙三个企业两两之间都是事先明知交易标的系侵权产品且就是贪图侵权产品较为低廉的价格而购入的话，则在对侵权人只适用补偿性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权利人恐怕只能追究他们因非法挤占其专利产品在市场上的份额而须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为显然甲、乙、丙之间的两两交易不符合公开和自由竞争的特点，不是市场交易，因此也就未影响权利人的市场份额。只有在最后的生产者将最终产品销往市场，其与普通消费者的交易才是市场交易，普通消费者可能购买侵权产品，也可能购买专利权产品，此交易才影响专利权人的市场份额。审理时适用补偿性赔偿责任原则，中间环节的交易额便不能作为损失的计算依据，只能要求有合谋的甲、乙、丙承担连带责任。这样一来，侵权人承担的责任与其行为相比，明显失当，不符合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根本目的。

　　三、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限制

　　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时需要考虑三个问题：首先是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其次是在什么情况下适用；第三是赔偿额如何确定。

　　（一）适用范围

　　在美国，惩罚性赔偿广泛的适用于侵权法和合同法领域。[6] 虽然从立法上看惩罚性赔偿在我国可以适用于合同领域（《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但仅凭一条规定不能判定惩罚性赔偿可以广泛适用于知识产权的合同领域，从本质上讲，与违约责任相比，侵权责任的惩罚性体现得更明确，违约责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当事人一方的损失。因此，以抑制侵权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惩罚性赔偿在性质上更适用于侵权责任。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出发，有必要限制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合同领域的适用，将更多的行为空间留给当事人。而应当首先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并在综合考虑政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二）适用条件

　　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当事人的主观状态无论对惩罚性赔偿的成立还是对最终赔偿数额的确定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目的不仅仅是对被侵权人的补偿，更在于对侵权人的惩戒，因此显然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范围应限定在那些故意且情节严重，有必要予以惩戒的侵权人上。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一切人均适用的话，则显然会因任意扩大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范围而形成新的不公平。例如，如果侵权人确实不知有关技术为他人专利，即使其主观上因未在专利部件上表明生产厂商的名称、商标及其他识别标记而具有被视为制造行为的重大过失，也不足以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此外，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判决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须以原告提出申请为前提，法院不能主动做出判决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三）赔偿数额的确定

　　赔偿数额的大小是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引起争议最多的方面。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主要从三个方面掌握： （1）权利人的实际损失；（2）侵权人的非法获利；（3）受到侵犯的知识产权公平合理的使用费或转让费。有学者主张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个“倍数”。[7]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该类赔偿数额的不确定性，因而不宜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或数额来限定，而可以考虑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具体而言，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可以参考如下因素： （1）侵权人过错行为的性质及其主观心理状态（如是否存在故意、重大过失等）；（2）该行为对权利人和其他人造成的影响；（3）补偿性赔偿的数额；（4）侵权人因为其行为已经或将要支付的任何罚款、罚金等；（4）该赔偿数额能否有效地起到威慑作用； （5）侵权人的经济状况；（6）对照由该行为引起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数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