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法定撤销

　　内容提要：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其特点是赠与的无偿性和诺成性。为了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法律赋予赠与人及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赠与撤销权。本文对赠与合同的法理依据、任意撤销、法定撤销、撤销权的行使及后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赠与合同是我国新合同法规定的15种有名合同之一。在此之前，《民法通则》及其他民事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处理赠与纠纷往往依据司法解释，并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来处理，然而根据新合同法的立法精神，赠与合同应为诺成合同，这对赠与人极为不利。因此，法律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赋予赠与人一定的撤销权。

　　一、赠与合同撤销的法理依据

　　赠与合同的性质到底是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对赠与合同的撤销尤为重要。对此，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406条规定：“称赠与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以自己之财产无偿给予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约。”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民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而《瑞士民法典》第242条规定：“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物品的，构成已生效的赠与。不动产或者关于不动产的权利的赠与，办理土地登记后生效。登记应当以有效的赠与为条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中明确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产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合同已将产权证交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从上述各国和地区的规定可以看出，只有《瑞士民法典》和我国《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是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处理的。然而我国新合同法第185条则这样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很显然，这里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同时保持与各国立法相一致。在过去，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处理时，对赠与人十分有利，因为赠与人在交付赠与物之前赠与合同并未成立，更没有生效，当然可以说话不算数，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对受赠人而言却十分有害。因为受赠人作出的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及其因信赖赠与而付出的有关经济费用都可能因赠与人的不履约行为而落空[1]，这既损害了受赠人的利益，也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而新合同法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时，则意味着，只要赠与人和受赠人就赠与标的物之事达成一致意见，赠与合同就成立并生效，赠与人必须受到合同的约束。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英美法的“禁反言”及大陆法上的“言出如法”“，承诺必须遵守”的法律理念，但是实际上只对受赠人有利，而对赠与人不公平。因为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只有赠与人负有向受赠人给付约定的赠与标的物的义务，而受赠人不负有承担对待给付的义务。即使在附负担的赠与中，受赠人履行所负担的义务也不是赠与人履行义务之对价[2].这与有偿合同中各主体地位具有互换性且主体间相互支付对价，法律只需赋予各个主体基于自由意思形成的合意以拘束力即可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相比，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3].所以，为了保护赠与人的利益，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和公平原则出发，现代世界上诸多国家的立法例中都赋予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后法定要件实现前以悔约权，使赠与人不致因情绪冲动，思虑欠周，贸然应允将不动产等价值贵重物品无偿给付他人，即受法律上的约束，遭受财产上的不利益[4].我国合同法即采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在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的同时，依据公平原则，允许赠与人在符合条件时享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以使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达到平衡，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赠与合同的撤销是指赠与人及其他撤销权人在合同有效成立后，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使合同归于无效的行为。一般可分为两种，即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则是指赠与后，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不再为赠与行为。法律规定赠与的任意撤销，源于赠与的无偿行为。尤其是有的赠与合同的订立，是因一时情感因素而欠考虑，如果绝对不允许赠与人撤销，则对赠与人太过苛刻，也有失公允。所以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民法典普遍许可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可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也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然而，如果对赠与人的撤销赠与不加任何限制，则等于赠与合同无任何拘束力，这不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对受赠人有失公平。所以对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必须加以一定的限制。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408条第2款规定：“前项规定，于经公证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上义务而为赠与者，不适用之。”而我国《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则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由此可见，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除了以赠与合同完全成立生效为前提[5]外，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赠与财产的所有权尚未转移给受赠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在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只限于赠与完毕之前，即赠与的财产权利没有转移之前。至于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时间，因财产是动产或不动产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我国动产以交付时起权利转移，不动产或者其他应当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的价值较大的动产(如船舶、车辆等)，只有在依法办理了登记等手续后，才发生财产权利的转移。动产交付以后，不动产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后赠与财产的权利归受赠人享有，赠与合同就履行完毕，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立即消灭，赠与人不能再行撤销。

　　(二)须赠与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及未经过公证。由于赠与合同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不同，采取的合同形式不同，在赠与人行使撤销权方面也应有所区别。如果赠与人是将其财产赠与给“希望工程”或贫困灾区，则赠与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此时就不应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合同，否则就不利于倡导扶危济困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比如1998年夏季的抗洪救灾。有些单位通过媒体向某灾区作出赠与若干钱物的承诺，但是过后又突然宣布撤销赠与行为。这显然违背诚信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所以为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扶危济困，抗洪救灾，法律就应禁止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的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另外，为了履行亲情等道德义务而为的赠与也不允许赠与人任意撤销。这里所谓的道德上的义务，主要包括：对于无法定抚养义务的亲属，因抚养而为之赠与;生父对于未经认领的非婚生子女生活费之赠与;本人对于无因管理人之赠与，以及所谓的“报酬赠与”(如家庭教师不索报酬，因而向其致送谢)或“相互的赠与”(如礼俗上之往来)[6]，等等。因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有更深的道义上的情感，如果赠与人任意撤销赠与，则与其原赠与的目的相悖。所以，不论依何种形式订立赠与合同，赠与人均不得请求撤销赠与[7].对于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也没有任意撤销权。因为与口头或书面形式的赠与合同相比较，公证形式只有更强的证明力和对合同双方的约束力。另外由于我国实行公证自愿原则，赠与人一旦选择了公证，就必须受其约束，不能被当事人视为儿戏任意推翻;同时，公证还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在此过程中赠与人有充分的考虑余地，一旦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就应对自己的赠与行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