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月初的7号，上海一家橡胶工厂的工人们开始举行罢工，连警察也参与维持秩序。工人在采访中向媒体记者表示：“生产车间里橡胶的气味十分难闻，而且有毒，工厂却没有因此向工人发放任何补贴。”就在同一天，本田一家生产消声器和排气部件的零部件工厂也发生工人罢工，不过厂方在一周之后做出妥协，给工人涨24%的。在本月6号，富士康因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而深受公众指责之后，宣布给深圳工厂的员工加薪一倍，预计每位员工从今年10月份开始可以每月拿到2000元人民币。

　　拐点已至

　　中国因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著称，不过上述事件却让这一事实变得极为讽刺。在今年3月，咨询公司GaveKal Dragonomics就表示中国“劳动力富余”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早在3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预言，中国很快就会出现局部劳动力短缺。

　　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规模仍在不断增长。根据美国统计署去年12月的估计，在中国总人口中，工作年龄段的人口规模预计会从2010年的9.77亿增加到2015年的9.93亿。不过15~24岁的年轻劳动力规模会在接下来的10年下降约30%。这一预计与2000年、2005年的两次统计结果相一致，前两次统计估计20岁左右的年轻劳动力规模会在2015年达到峰值。

　　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可以部分解释“劳动力局部短缺”。因为随着劳动者年龄的不断增大，他们越来越不想在沿海城市的工厂打工，这样很多沿海工厂就会出现用工荒。根据蔡昉的计算，16~30岁的农村劳动力中会有24%选择外出务工，而40岁左右的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1%。Kroeber分析指出：“一直以来，企业都只简单地认为中国拥有无限量供应的廉价劳动力”。

　　这个观点来源已久。早在1954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就把它提了出来：在亚洲，劳动力从供给的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不限量的，而且工人的工资只要能维持在他们的基本生计线就可以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本家都不会面临工资上涨的困扰。

　　不过最终，经济还是会到达一个转折点。资本家会发现可用的剩余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少。一旦用工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经济就会步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时候，只有工人的工资上涨，经济才能继续增长。

　　蔡昉认为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这可以从目前出现的工人理性维权以及工资上涨看出来。这一转变，有利于工人在劳资谈判中增强话语权，毕竟工人们现在可以用“脚”投票来向工厂主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