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罗豪才：《中国行政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72页、第175页。

　　[4] 前引[3]，罗豪才书，第177页。

　　[5] 以立法的方式对这些事项作出明确规定的确是必要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民法原则并不是不能解决。法律条文规定得再全面、再明确，许多实务中的具体问题仍然要由法律实务家在他的创造性劳动中去处理。法官应该是创造性劳动者，而不应该作套用条文的机器。

　　[6] 前引[3]，罗豪才书，第172以下。

　　[7] 法（经）复〖1988〗50号。

　　[8] 法（经）函〖1989〗53号。

　　[9] 转引自梁书文主编：《损害赔偿法律手册》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440页。

　　[10] 法发〖1993〗29号。

　　[11] 梁慧星：《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45页。

　　[12] 前引[1]，《法制日报》。

　　[13] 前引[3]，罗豪才书，第173页。

　　[14] 大分地方法院1973年3月7日判决，载《判例时报》709号，第106页。

　　[15] 荒木诚之等：《基本判例丛书。劳动法》，同文馆，1980年11月版，第260页以下。

　　[16] 日本最高法院1974年11月8日判决，载《判例时报》764号，第92页。

　　[17] 日本劳动大臣官房总务课监修《劳务管理法令解释要览。1（加除式）》，新日本法规出版股份公司，1985年9月3日发行，第632页。

　　[18] 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载《民法论集 》第6卷，有斐阁，1986年8月版，第35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