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记忆：白发者的讨还

　　成都。一座安静而古老的中国西南城市。

　　至今累累尚存的弹痕遗迹记录着这座城市一段悲惨的历史：从1938年11月8日到1944年11月的6年间，日机对成都进行了前后21次无差别轰炸(不分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史称“成都大轰炸”。3700多名无辜平民死伤于日机的狂轰滥炸，无数房屋毁于硝烟，数万民众流离失所。

　　在日机的肆虐之下，成都成为了一座满载伤痛的城市。

　　如今，时光过去了70年。街市早已恢复安详与太平。但有些记忆却永远无法忘却……

　　10月26日，成都市中心一家小咖啡馆。35岁的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雷润在咖啡馆一个安静的卡座里呆了一整天。面对着一大堆对日民间索赔的卷宗以及发烫的笔记本电脑，雷润神情憔悴而疲惫。

　　“明年1月27日东京就要举行‘成都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第二次庭审，还有很多准备工作现在就要做。”他的妻子不久前刚刚过世，雷润最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不太好。他一支接着一支的吸着香烟，语调低沉。“对日民间索赔的官司打了20多年，现在已经可以看见一些转机了，这时候不敢松懈啊。”

　　从去年开始义务参与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开始，雷润开始一点一点触摸这段令人疼痛的历史。他一路陪着那些风烛残年的中国老人，手握厚厚的卷宗，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向70年前的那段历史不断发出追问。

　　“我们是为了和平而索赔。”雷润说。

　　无可忘却的记忆

　　“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原告团的成员有39人。其中年纪最小的老人年龄也71岁了。这些老人如今已是白发萧然，但对于70年的历史，这些老人依旧铭记于心。

　　82岁的凌龙文老人如今依旧口齿清晰，只是听力渐失。但她对于“大轰炸”、“盐市口”两个词却听得格外真切。因为这两个词所代表的事件改变了这位老人的一生。

　　对于像凌龙文这样的老成都人而言，“躲警报”是挥之不去的恐怖而残酷的记忆。

　　1937年，南京沦陷之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为了逼迫中国国民政府早日投降，日军开始派遣日军航空精锐部队“荒鹜之鹰”，从武汉和宜昌等地机场出发，对重庆、成都、乐山等四川各城市进行无差别战略轰炸。

　　随着1938年11月8日第一颗日机炸弹在成都市市内爆炸。成都伴随着空袭警报，在一次又一次的狂轰滥炸中度过了6年。

　　改变凌龙文一家命运的那次空袭发生在1939年6月11日晚7点半。

　　“此前日本飞机已经轰炸了成都很多回了，每次我们都是等着浓烟和烈火消散后才敢回家。”凌龙文一家跑到了乱坟岗一带“躲警报”。但他们一家没有想到，这次轰炸的中心正是他家所在的市中心盐市口一带。硝烟过后，凌龙文一家回到盐市口时，发现这里几乎已被摧毁殆尽。

　　当日，18架日机用111枚250公斤重的航空炸弹对弹丸之地的盐市口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在日军航空炸弹、燃烧弹和爆裂弹的轰炸下，成都市市中心一带尽成火海。未来得及逃走的人们被炸得血肉模糊、散碎的尸块四处横飞。“爆裂弹在空中爆炸后的弹片是可以生生的把人的脑袋切下来的啊。”回忆起小时候所见的惨烈场景，老人浑身战栗。

　　在此次大轰炸前，凌家在盐市口嘉虞店有一楼一底，父亲凌德鑫的老字号“凌对子”在这一带家喻户晓。店里还招了学工，生意做得很红火。然而日军那天的狂轰乱炸，不仅让凌家的老屋荡然无存，也彻底摧毁凌龙文本可幸福的童年。那一天，距离凌龙文11岁的生日还有8天。

　　流离失所的凌家从此辗转各处。为了补贴家用，照顾9岁的弟弟，11岁的凌龙文不再上学，帮着父母卖甘蔗，与母亲一起帮人缝衣服。困难的时候，家里每天的饭食只有半升米加小块红薯。居无定所的生活，劳累的工作让母亲和弟弟的身体越来越差，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凌龙文的母亲和弟弟先后死去。凌龙文永失至爱。

　　而其后在1941年7月27日，成都更是遭遇了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轰炸。

　　由于长期跑警报，甚至一天最多时能达到10来次。很多成都市民渐渐对空袭不再那么警觉。警报响起后，很多人就近躲在家中附近。谁知这样的疏忽却导致了惨重的代价。

　　当日，日军出动了108架飞机，在成都全市范围内进行大轰炸。当时家住成都市八寺巷17号的苏良秀还只有11岁。当日军开始进行轰炸时，来不及躲避的苏良秀和弟弟被妈妈一手拉住，冲到了后院。和家里的十余口人一起躲在一棵大核桃树下。但炸弹从天而降，核桃树被炸得连根拔起。苏良秀的奶奶、母亲、两个弟弟以及姑姑和表姑被当场炸死。而苏良秀则四肢被大面积烧伤，右腿髋关节破损错位，落下了终身残疾。而另外一个弟弟由于脑部受伤，在智力上受到了严重影响。苏良秀的爷爷在大轰炸之后，面对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悲痛欲绝，半年之后即与世长辞。

　　“7·27”大轰炸后，成都本地的报纸《新新新闻》、《华西日报》、《新民报》等媒体详细报道了成都遭遇轰炸后的惨状。其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新新闻》有如此记载：

　　“沿途桥头、沟边、林盘、荒地、田坝都散乱摆着残缺不全的尸体……城内皇城林盘还在冒烟，苦瓜架上涂满了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血迹斑斑的人肠，树枝上挂着片片的血衣……在少城公园光明电影院坝子里，摆放着四肢不全的尸体100多具。在新东门外猛追湾、乱坟坝一带，也到处是炸死炸伤的平民……”

　　1941年7月27日日军对成都全城的大轰炸，将成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地狱。在大轰炸中，有575人被炸死，炸伤632人，毁坏房屋3585间。城市之内、街巷之间哀鸿遍野。

　　对于索赔团的老人来说，70年来，那些年幼时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惨痛记忆一直不断的压迫着他们。“家破人亡啊!”苏秀良两泪长流。

　　这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在70年后以另外一种形式被唤醒。老人们要以法律的手段为那段残酷的过往找回一个应有的公正回应。

　　漫长的战斗

　　在日军对四川长达数年的轰炸中，重庆、成都、自贡、乐山等地遭遇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从2005年开始，国内针对日军大轰炸的民间索赔开始陆续启动。重庆地区的大轰炸受害者率先自发组成民间索赔团，中日双方律师团队提供法律支持。在重庆的民间索赔团中，以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林刚律师为中方首席律师，与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为首的日本律师团互相配合。由中方律师协助日本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的工作，正式在日本东京法庭提起索赔的诉讼。随后乐山、自贡地区的大轰炸原告团也相继在日本提起诉讼。但成都却一直没有启动类似的工作，一些大轰炸的受害者只能到重庆去请求帮助。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6年年底。

　　当年12月，对日民间索赔的日本律师团的一濑敬一郎律师前往重庆会见大轰炸受害者。在会见中，一濑律师提议在成都地区也组建律师团帮助大轰炸中的受害者。在这种背景下，在林刚和一濑律师的邀请下，出生于重庆、工作于成都的女律师刘琳莹站了出来。

　　“我从小就经常听家里人讲大轰炸的事情。在和一濑律师接触之后，觉得做这个事情很有价值。”在其律师事务所的支持下，她迅速开始了诉讼的前期准备工作。

　　从2006年年底，包括一濑敬一郎、田代博之、宣野一树等多名日本律师界、学术界和新闻人员自费来到了成都，开始调查和收集成都大轰炸的资料和证据，并与大轰炸受害者一一会面。

　　在此过程中，不断有人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世龙由于和一濑相识，也加入了这个志愿团队。他和他的学生协助中日双方律师进行前期资料的搜集和翻译。

　　雷润加入中方律师团队的时间是在2008年年底。在此之前他也与一濑律师进行了会面。“重庆是日机大轰炸的重点，我在重庆学习多年法律，又自己学习了日语。后来又在另一个被日机反复轰炸的成都工作。”雷润觉得，自己以前的经历就似乎是专门要为参加对日民间索赔诉讼而做的准备。

　　从2006年年底，“成都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工作开始启动，到2009年6月15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成都大轰炸，整整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中间一步步都走得很艰难。”作为对日索赔原告团的中方律师，刘琳莹在接手案件之后才发现，对日索赔的工作开展是如此的艰难。

　　“首先是缺钱。其实什么都缺，人手也不够，外部的支持也不够。”由于是志愿的法律援助，整个对日索赔团的运作经费只能自筹。“不说平时的活动，资料和证据采集方面的费用。单单就是去东京出庭。每个人的费用也至少在1万元以上。”而很多受害者的家境都非常普通，无法拿出前往日本的费用。而在2006年，刘琳莹等人去日本立案的差旅费就用去3万元。在3年多的时间里，刘琳莹自己掏出了近4万元，作为办案过程中的接待、交通等的办公费用。

　　在此过程中，曾有一家商业机构表示愿意提供赞助，但提出了一些带着商业化目的的条件。刘琳莹并不愿意让这个志愿者救助色彩的工作沾染上商业气息，于是拒绝了该公司的赞助。志愿者团队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资金来维持团队的运作。

　　不仅仅是费用紧缺，同时在为成都大轰炸进行民间索赔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志愿者团队也受到了一些误解和委屈。有人认为中方的律师是奔着打赢官司之后的律师费而去的。

　　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成都大轰炸”索赔案之前，由于经费等问题的困扰，志愿者团队的工资几次几乎陷入停顿。自从2007年索赔团成立，包括受害者在内，前后有600多人参加其中，但最后只有30多人继续坚持。“毕竟对日索赔既无名利，还耗费大量时间。”但即便是很困难的情况下，刘琳莹也坚持寻访受害者。“这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既然做了就不能停下来。”

　　东京之路

　　经过细致而漫长的调查取证，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2009年6月15日，“成都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终于站到了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带队前往日本参加诉讼的是雷润律师。

　　这次庭审即是成都大轰炸案的第一次庭审，也是重庆大轰炸案在东京法庭的第十次庭审。“在日本，重庆大轰炸、成都大轰炸以及乐山、自贡大轰炸合并称为‘重庆大轰炸’，是并做一案在进行审理的。”雷润很庆幸“成都大轰炸”的立案起诉最终赶上“重庆大轰炸系列案”的末班车。对于重庆大轰炸系列案的审理，日本律师团的一濑敬一郎律师表示：“这是人类历史上无差别轰炸受害者追究加害国法律责任的第一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依据事实和法律，日本政府应该对原告谢罪并赔偿。”

　　在东京的法庭上，代表成都原告团出现在原告席上的是70多岁的成都吴及义老人。面对着日本法官，以及日方政府代理律师，吴及义老人将深埋在心中70年的伤痛一一陈述。

　　“在我刚出生不久时，我的父亲就在大轰炸中被炸死。我要让他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对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吴及义在第一东京庭审结束之后，非常激动。“早就该让日本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

　　在第一次东京庭审之后，成都的原告团又增加了17名成都大轰炸的原告。在10月上旬，雷润再次前赴日本，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这17人的诉状。至此，“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原告团的成员增加到了39人。

　　“其实，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最后的审判结果。这需要看日本政府的态度。”但在雷润看来，无论官司成与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道路都要走下去。“一次次的庭审，让日本政府对于在二战期间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也一点点确认和清晰起来。”在雷润看来，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国的民间必须表达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声音。“我们今日的索赔，是要让日本政府铭记当日战争的罪恶，为了明天的永久和平。”

　　两年前，成都大轰炸原告团的苏良秀老人曾应邀到日本进行演讲。面对着3000多日本听众，老人将这段很多日本人觉得陌生的历史一一道来。“他们应该知道这段被掩盖的历史，因为，中日两国的和平最终还是要两国的年轻人来维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