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2004年10月14日第2版

　　一场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民工荒”，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词。

　　说它在意料之外，是由于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模型”，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以略高于农民收入的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实现“低成本发展”。从人口的生命周期和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来看，一般而言，这个过程会长达“至少50年”。

　　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支配下，中国民工的工资与国际标准相比，不仅是“很低”，甚至可以称得上“狠低”-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1/30—1/50，是中国台湾的1/30左右。这被称为中国参与国际大分工的“比较优势”。

　　然而，出乎经济学家意料的是，本以为“至少50年不会退潮”的中国民工潮，截至2004年为止仅仅25年，就开始出现了“民工荒”这样明显的“退潮”征兆。

　　说它在情理之中，是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义务教育政策到目前刚好到了显效期。由于人口的更新换代，老一辈的“双盲型民工（文盲、法盲）”已经由于年龄原因而退出了，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民工虽然仍没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双高（文化水平高、法律意识高）”程度，但是，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中国的新一代民工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他们不会继续接受其父辈那样的“低廉劳动力”的命运。

　　老一辈民工唯一关心的是“争取生存权”，而新一代民工关心的则是“争取话语权”，包括：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同工同酬权、法定的劳动保障权、岗位培训教育权、职业生涯发展权、平等的国民待遇权、不受歧视的社会地位权，等等。他们进城的目的也由生存的起码要求，“升级”为渴望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们的“求职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工作环境好的企业，而不再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再苦再累的工作也去做。

　　当现有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时，他们宁愿选择暂时的不就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了，最终就酿成了大面积的“民工荒”。

　　以前，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时候，企业可以随意挑选劳力，劳方处于弱势，甚至，老一辈的民工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不敢行使，唯恐失去了这份工作之后，很难再找到新的工作。所以，他们对劳动强度过大、长年加班、工伤得不到补偿、不帮工人缴纳社保等现象习以为常，不敢向资方“说不”，不敢向资方主张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