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原则要求法院处于消极地位，但这种消极地位是相对的。消极并不意味着法院完全或根本不参与程序活动，对程序过程无所作为，而是适时运用诉讼程序指挥权，有效地推动审判进程。诉讼程序指挥权，是指法律规定或许可法院(法官)为迅速、公平切实地推进审判进程而行使的主导诉讼程序的权力，属于审判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指挥权的行使必须是在中立原则的框架内进行，目的仍然是保障当事人辩论权和处分权的正确充分行使。

　　三、释明权：促进法院与当事人良性互动的有效手段

　　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所体现的是当事人主义精神，中立原则又使法院处于相对消极的地位，这容易造成诉讼拖延和增加诉讼成本。于是，释明权就成了沟通法院与当事人诉讼关系不可缺少的手段。正确行使释明权，可以弥补辩论原则功能的不足，有效促进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对协助当事人通过辩论弄清案情，实现诉讼请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释明权的概念及来源。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源自于德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它是指为了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法院通过发问当事人的方式，以澄清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释明权最基本的含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法院向当事人发问的一种权利”。从发问权的角度来讲，它应是来源于职权主义或纠问式诉讼体制。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法官)不受当事人意思的拘束，可以依职权采取各种措施以探知案件的事实真象，发问权是其应有的含意。司法改革要求从传统的职权主义过渡到更具对抗性质的当事人主义，但不是彻底地抛弃职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吸收了职权主义积极作用的产物。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释明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每个案件中均有法官行使释明权的痕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八条二款、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表明我国民事审判的司法实务中，适用释明权已有了合法的依据。

　　2、释明权的性质。释明权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主要有“权利说”、“义务说”、“责任说”之分。其权利也好、义务也罢、责任也可，实质内容没有多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权利说主要是从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角度出发，认为释明权就是指挥庭审进程，行使庭审管理的一个具体职权。义务说主要是从当事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释明权是对辩论原则的一种补充，是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和自由处分实体权利的一种表现，法院不行使释明权当事人可以上诉，因此是法院的一项义务。责任说采取的是折衷主义的立场，认为释明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笔者认为采用权利说，更符合释明权的本质。第一，释明权由法官主动行使，具有主动性。因为法官发现当事人的主张及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就要主动采取发问、提醒、解释的方法，去启发当事人澄清、补充、排除、更正有关的模糊问题。这是法官的积极行为，而不是应当事人请求而为的消极行为。因为当事人如发现自己有模糊问题，定会自己澄清，而不是坐等法官帮忙。若法官未发现问题，当事人岂不是“自食其果”。如果当事人请求法官解释某个法律问题，法官也要看是否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是否有违中立原则，而决定是否采纳当事人的请求。第二，释明权是提问权，法官提问具有强制性，当事人必须回答，否则会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三，释明权只能由法官行使，权利主体具有排它性。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发问或向法官的解释或请求，是辩论权、陈述权、请求权而不是释明权。因此，采用权利说，有利于促进当事人积极行使辩论权和处分权，克服其坐等法院释明的依赖思想，减少其以法院未履行释明义务而提起的上诉。因为法院只能在当事人主张和自由处分的范围内行使释明权，因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而败诉的，不能成为法院不行使或不正当行使释明权而提起上诉的理由。过多地指望法官行使释明权使自己获得诉讼上的优势，必然会对法官在审判上的中立地位造成尖锐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