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通过对2000年以来某市检察院和法院审理的贿赂犯罪案件进行调研后发现，在此类案件中，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以下简称“二翻”）现象较为普遍。统计分析表明，有80%贿赂案件被告人和证人人存在“二翻”现象，值得引起必要的重视和思考。

    一、“二翻”现象的主要特点及原因

    （一）贿赂案件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二翻”有其必然性。

    首先，从事实与证据角度看，行贿与受贿行为发生时，大多无第三人在场，在证据上表现为“一对一”，即只有被告人供述和行贿人陈述，一般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或者其他证据证明力明显单薄，间接证据、辅助证据较少。

    其次，从犯罪主体的角度分析，这类犯罪主体一般为国有单位的领导干部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和相当的智力水平，作案手段带有较强的智能性，他们往往在犯罪前早已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故意施展障眼法，打擦边球，有意回避或割裂收受财物与为他人谋利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某镇党委书记受贿后，拒不承认与提拔干部有关，硬是往家中喜丧事等人情往来上靠拢。同时，由于犯罪主体社会地位不一般，阅历丰富，活动能力较强，其中不乏“能人”、“功臣”等，善于利用关系网，发挥“光环”效应，煽动媒体，干扰办案；还会借口影响经济发展，搬动领导干预办案。

    再次，从司法与社会环境考察，一些贿赂案件的辩护律师素质不高，不是尊重事实，依照法律开展辩护，而是抱有“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心理，在关键问题上施展伎俩，点拨、诱使当事人翻供、翻证，对于“二翻”增多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另外，一些行贿人意志不坚，在被受贿人亲友视为救命稻草后，成为重点“争取”对象，迫于各方面压力，最终不得不违心翻证。例如某局长利用单位搞建筑工程，一次收受包工头5万元。案发后，在其妻恳求下，包工头作出了该局长收钱后随即要求返还被其拒收的证言。当前，在建筑领域，包工头们十分担心自己一旦供认行贿，就会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更怕上了“黑名单”以后，再也承包不到建筑工程。社会上流传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也正是此类人群的心态反映。

    （二）“二翻”现象相对集中在起诉和庭审阶段。

    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在经过紧锣密鼓的侦查讯问阶段之后，一般要经历精神紧张期、缓冲期、适应期三个阶段。而在起诉、庭审阶段时，被告人已经知晓自己将要被指控或审判的具体事实，紧张情绪相对缓解，心理压力大大减轻，容易产生持久对抗的思想。翻供是被告人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是对抗刑罚的基本手段。由于案情基本明了，因此被告人翻供有了针对性，证人翻证也有了明确的对象。此外，贿赂案件被告人在起诉阶段多已被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具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这也为他们翻案提供了机会。有些案件，由于个别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不严格依法办案，好大喜功，诱供诱证，甚至逼供逼证，也是造成“二翻”增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判决生效后的“二翻”增多。

    笔者从法院审监庭及监狱等部门了解到，贿赂案件在判决生效及刑罚执行完毕后，当事人在被服刑期间或刑满释放后翻供申诉的较多。原因是当事人意图利用申诉权，在申诉阶段以“二翻”的方式改变有罪判决。另外，法律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申诉时效期限没有合理限制，给当事人翻供提供了便利。有的当事人明知自己有罪，却利用法律的疏漏，利用案件时过境迁，证人记忆不清，有些关键证人已经死亡等有利条件，首先翻供并采取各种手段迫使证人翻证，以达到申诉改判，宣告无罪，恢复工作和待遇，挽回经济损失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