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是制度建立的绊脚石，而等级社会中的姓名恰恰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没有实现姓名的平等和独立，作为人格权的也就根本无法建立。伴随着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姓名逐渐实现了从差序性格局到同一性格局的过渡，姓名平等与姓名独立也逐步得以实现。最终，这种变化促进了作为人格权的姓名权的建立，姓名权也逐渐实现了从向人格权的过渡。这场从“身份到人格”的运动及至高潮，庞大的身份权走向没落，人格权制度从身份权手中夺回了桂冠。这一过程东西方大致相同，具体而言：

　　在西欧封建社会，贵族的姓名往往有一个音节表明贵族身份。例如，居依。德。莫泊桑(Guy de Cervantes)姓名中的“德(de)”，凡·高(vincent van Gogh)姓名中的“凡(van)”，都表明他们出身于贵族世家。但是，由于西方社会封建制度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宗法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不如传统的东方社会发达，再加上宗教的强大影响和较大规模的民族征服，姓名表明身份等级的社会功能并不十分典型，持续时间也较短。后来，在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狂飙下，等级制度迅速地退出了欧洲历史舞台。姓名也因此在欧洲丧失了表明等级身份的功能，姓名权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从“身份向人格”转变。

　　中国历史上的姓名承担着强大的表明等级身份功能，姓名很长时间里是贵族中的等级以及贵族与平民区别的标志。这也是封建制度的“礼”所要求的。中国姓名制度的变革有三次：在上古、春秋时代，有没有姓氏本身便是身份高低的标志。姓氏制度第一次突破是在战国以后，那时贵族和平民都有了姓氏，但当时的姓与氏仍有区别。姓氏制度第二次突破开始于《史记》，顾炎武《日知录》指出：“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史记》混而为一。”从汉代开始，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有姓了。魏晋南北朝时，不同姓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高下之分，门阀制度为其提供了坚固的制度保障。姓氏制度第三次突破是在安史之乱后。安史之乱打击了维持姓氏高低贵贱之分的门阀制度，唐朝的《元和姓纂》，在决定姓氏的顺序时连皇族李姓也不做特殊待遇。从此，姓氏表明身份等级的社会功能逐渐萎缩。至清末民初，随着等级制度的崩溃，人身依附的枷锁被打碎，姓名最终丧失了表明等级身份的功能。姓名权也从身份权向人格权开始过渡。

　　日本的姓氏曾经是权势的象征，在名前冠用姓氏，是当时统治阶级的特权;百姓有名无姓。姓名本身就担负一定的社会关系。1868年以后，日本废除了封建等级制，于1870年决定：百姓都可以取姓，但由于滞后的习惯仍然在起作用，许多人不敢取姓。鉴于此，日本又于1875年规定：所有国民必须有姓。此后，日本国民才都有了姓，子承父姓，妇随夫姓，世代相传。姓名权在日本开始从身份权向人格权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