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国、台湾地区有关请求权的立法规定及其存在的悖理缺陷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德国、台湾地区、还是我国，对于请求权的时效理论与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均存在着互相矛盾的现状，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现在通行的学说，权利系特定利益和法律之力两项要素所构成，法律之力指的是权利人支配标的物、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也就是：这个法律之力就债权（相对权）方面来说指的就是请求权。在这个通行的学说下，作为法律之力的请求权与债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梁慧星先生正确地指出：债权系请求权的基础权利，请求权系债权所具有的作用之一。根据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规定，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之力（请求权）因时效完成而消灭，既已消灭，则其自身已不存在，为何又说此时只是对方产生一个抗辩权而已？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请求权的消灭与抗辩权的产生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其间联系虽然密切，但不能混为一谈。法律之力（请求权）既已消灭，也就其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力也业已消灭，也就是此时的权利上的作用已不存在，即使对方当事人不抗辩，其法律之力已丧失的特定利益还具有强制执行力么？这个规定，与权利的基本概念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也就是说，此时采纳抗辩权发生主义理论与权利的基本理论发生了一个难于调和的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反而，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恰恰与现在通行的权利的基本理论是吻合的。

　　（二）设立时效的目的和理由是为了维护既存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也就是说，设立时效是在私权保护方面与社会的大利益作利益衡量之后，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私权利）为代价保护社会的大利益（即既存秩序、交易安全、降低成本）。因此，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也并不象梁慧星先生所指出的，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因为如果说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话，倒不如说法律规定时效制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梁先生的这一论断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根据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提出的请求权的内涵本质来看，是为了在请求权这个概念的帮助下使用罗马法和旧的普通法中的“诉权”，从温德沙伊德的观点来看，请求权指的是实体法上的权利，至少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在使用请求权这一基本概念时，所指称的也是如此，大陆法系现在通行的学说也是如此。所以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才把请求权写进了作为实体法的民法典。但是如果根据请求权的主要功能即实体法上的功能，却无法得出请求权消灭后对方当事人产生一个足于与之对抗的抗辩权的结论，此时请求权已消灭，何来对抗一说？同时，德国法上引进“请求权”，并不单是指称使用于实体法的（私权）上的功能，它同时含有“诉权”即程序上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