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重建社会》前勒口的文字，孙立平“纵横穿梭于社会和经济两个领域，被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但是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孙先生是否算社会学家姑且打个问号，可是至于他是不是懂、甚至“最懂”经济学，我想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最懂经济学”的孙立平在该书第123页写道：“当前我国苛刻的工商税收门槛，不合理的管理政策，过高的金融服务业门槛，导致大批劳动就业群体难以进入合法的企业部门，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今天，要在中国银行开个账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

　　我想任何有点经济学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孙先生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目前中国的“工商税收门槛”是否“苛刻”(“门槛”如何能够用“苛刻”来形容?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管理政策”是否“不合理”、“金融服务业门槛”是否“过高”，这些也许只有“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才能判断。但“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则是谁都能看出来是错误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其他两个部门共同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报告(2007)》，光是在两年前的2007年，中国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其中，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达到430多万户，个体经营户达到3800多万户。如果这还不算“大量地产生和发展”，我倒想请孙立平先生不吝赐教，到底要怎样才算?

　　至于“要在中国银行开个账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的结论，大概也是孙立平从媒体上得来、并未经核实地接受的。近些年来，确实有些银行营业网点(主要是处于大城市繁华地段、业务非常繁忙的银行营业网点)出于成本考虑，谢绝注册资本过低的企业的开户请求，但这属于个别的机构行为，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确定企业开立基本户的最低注册资本。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只要能够出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法人身份证，任何企业可以选择在任何银行开户。比如说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南京西路支行，哪怕你的企业注册资本是最低的3万元，去开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该书类似的错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继续追究下去了，反正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虽然不知道在这张“最懂经济学”的支票上背书的“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有谁，但上文已经清楚地表明，这其实是一张空头支票。

　　学识比姿态更重要

　　那么，其实不懂经济学的孙立平能算是社会学家吗?如果从这本《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来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该书第87页写道：“(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世俗化的过程。”这句话充分表明孙先生并不懂得“世俗化”这个社会学词汇的基本含义。世俗化的前提是一种宗教状态。比如说国家权力的世俗化，在社会学里面，一般是指西欧国家的行政权力从教会让渡给君主。也就是说，必须先存在一个宗教的(或者神圣的)状态，才能有世俗化的过程。至于中国，众所周知，从来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世俗化自然无从提起。实际上，孙立平也非常有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因为紧接着这句话，他说“利益已经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然而隔了四行之后，他又认为“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基本的社会驱动力”。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匪夷所思的方程式：“利益”=“社会的‘操作系统’”=“社会驱动力”。“操作系统”如何等于“驱动力”?这个问题除了孙先生，恐怕没有人能够弄清楚。

　　孙立平之所以不能算是社会学家，不仅由于他会发出这些梦呓般的议论，还在于他缺乏社会学家最基本的求证与反思精神。在第115页，孙立平先生：“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在随后的第116页，他援引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将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大约有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

　　孙立平反复地表达了他对中产阶层的关怀，在该书的第19页，他指出“中产阶层债务沉重”，在第25页，他还认为“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那么，孙先生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呢?是翔实的定量数据吗?还是详尽的定性调查?都不是，他的论据足以让很多人跌破眼镜：“有人在网上说，现在过得最惨的就是中产阶层，因为富人早就有了房子和车子，穷人没钱买房子和股票，只有中产阶层，刚刚买了房子却成了房奴，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股票还被彻底套牢。”(第20页)

　　只需花几分钟进行求证，就能发现孙先生引为论据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脑残网友言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居民消费信贷余额为3.94万亿元。也就是说，就算假定下等阶层和上等阶层在银行的贷款余额为零，把这3.94万亿统统算到中产阶层头上，为数一亿的中产阶层人均负债仅有4万元不到，这哪里能够得出“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的结论呢?何况2008年底全国居民本外币存款余额高达22万亿余元。

　　当然，《重建社会》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孙立平对腐败现象的批判、对底层劳苦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和谐的追求，我想是任何人都应该赞同的。我并不认为孙先生做出这种姿态只是为了博取公众的喝彩，正如我并不认为孙先生近年致力于研究和谐社会理论只是为了向中央致敬。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学识比姿态更加重要;毕竟如果他们缺乏必要的学识，顾盼自雄地以为只要看看《光荣与梦想》就能够理解经济危机，甚至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办法，就难免会沦为不知所谓的“公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