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侵权犯罪，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活动秩序，致使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受到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国家机关信誉遭受严重损害的犯罪行为。其共涉及四类四十二个罪名，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管理权、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过程中。由于此类犯罪非贪利型犯罪，多发生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其社会危害性不为社会公众所知晓，且因其“为公”获罪反而会博取某些不明真相领导和群众的同情，致使此类不仅发现难、查处难、取证难，而且在进入审判程序后法院往往从轻判处刑罚。对此，本课题组择取某市检察院2004年1月—2007年10月查办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问题之概况

　　2004年1月—2007年10月，某市两级检察院共受理渎职侵权犯罪线索 163 人，立案侦查 113 人，侦查终结106人，移送起诉90 人，决定提起公诉60 人，提起公诉后法院审结36人。在调研活动中，课题组对有关案卷进行了调卷查阅，与两级院从事反渎职侵权的检察官进行了交流，并收集整理了相关资料进行深入分析。

　　二、问题之剖析

　　(一)反渎职侵权案件立案率低，四年平均立案率为69.33%。立案率低的原因主要是：1、渎职侵权犯罪与贪污贿赂犯罪不同，贪污贿赂犯罪一般是“由人到事”，当检察机关从公众举报或办案中获知某人可能涉嫌受贿、贪污、挪用等犯罪线索后，从其经手的经济活动中较为容易查获其犯罪事实。而渎职侵权犯罪更多隐藏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由于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政务不够公开、透明，公共决策机制不够科学民主化，公众知情权难以保障等原因，除非在发生重特大责任事故或造成国家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会“由事到人”，反查出其中可能涉嫌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由于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标准、案件类型、社会危害性宣传不够，加之此类犯罪较少直接侵害到公民个人的权益，故社会公众对渎职侵权犯罪了解不多，举报热情不强，支持查处的呼声不高。3、渎职侵权犯罪所涉及的新罪名较多，涉及诸如金融、环保、商检、土地、质检、林业、教育、文物、卫生、工商、税务、海关等领域较广，涉及专业知识较强，从而加大了发现和查办此类犯罪的难度。形成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发现渠道不畅，案源相对缺乏，可查性较低等不利局面。

　　(二)反渎职侵权案件侦查终结率(简称侦结率)低，四年平均侦结率为65.03%。主要原因是根据法律规定，涉嫌渎职侵权犯罪的嫌疑人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大多具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素质，不少还担任着握有审批权的领导职务，有着较为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有的甚至还是某一方面或领域的专家或权威，具有深厚的行业或专业知识，通晓相关法律法规，其反侦查能力和对抗性很强。同时，由于现阶段行政执法、司法活动和公共决策过程本身存在的责权不明、随意性过大、规范性不强和相应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完善等原因，造成检察机关立案后难以获取直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侦查活动也由于涉及专业领域业务性较强，决策过程复杂分散，而难以厘理其在之中所起的犯罪责任。加之如前所述，渎职侵权犯罪行为多表现为在履行公务活动中的不作为、乱作为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情形，其主观恶性不强且又未收受个人“好处”，在现实生活中多与工作能力不强、政策水平不高、工作失误、“好心办坏事”等相混淆，有关领导和一些群众认为对此以犯罪处理为之过重，为此对办案人员说情打招呼或直接对检察机关施加压力、给予阻力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检察机关立案后难以深入查处和顺利侦查终结。

　　附表1： (单位：人)

　　年份受案数立案数立案率侦结数侦结率起诉数起诉率

　　2004512141.181937.25947.37

　　2005413278.053380.491957.58

　　2006393076.922564.101560

　　2007(1-10月)323093.752990.631758.62

　　合 计16311369.3310665.036056.60

　　(三)反渎职侵权案件决定提起公诉率(简称起诉率)较低，为 56.60 %。经调查分析，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在侦查环节囿于侦查人员的能力水平所限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本身具有的查处难度较高等特点，致使所立案件经侦查查明的犯罪事实不够清楚明确，犯罪证据不够确实充分，难以达到提起公诉的标准，而只好做相对或存疑不起诉进行消化处理;二是司法实践中面对社会各方面对办案的压力、阻力，对一些较为“敏感”的案件也往往做不起诉处理;三是反渎职侵权侦查人员在证据收集方向、证明标准把握、证据证明力判断使用等方面不够全面得当，有的案件经退回补充侦查后由于证据发生变化或灭失也只能作不起诉处理。

　　(四)反渎职侵权案件提起公诉后法院审判结果呈明显轻刑化、宽大化趋势。在法院审结的29件36人渎职侵权案件中，判处有期徒刑26人，处以拘役1人，免予刑事处分7人，其中宣告缓刑23人;宣告无罪2人。判处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的占提起公诉后法院审结总人数的83.33%。而据自治区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至2007年6月，在法院已做出有罪判决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判决缓、免刑的占有罪判决总人数的84.1%。其主要原因是，1、渎职侵权犯罪作为一种“不进腰包的腐败”，难以引起公众的愤恨，“加之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1]。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检察机关查办渎职侵权犯罪不予理解和配合，对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横加干涉，认为被告人仅是工作中的失误或差错，而往往以保护干部或片面强调保护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为借口，为其开脱责任而施加压力，审判机关在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的格局下，往往屈从于领导指示而对渎职侵权犯罪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2、刑法规定的渎职侵权犯罪法定最高刑分别为三年到十年，较之其平均个案损失258万元的严重损害后果[2]，量刑明显偏低，这为判处渎职侵权犯罪被告人非监禁性刑罚提供了操作空间;3、刑法规定的渎职侵权犯罪量刑标准不够清晰，尤其是对如何适用“情节特别严重、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具体情形，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没有明确权威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制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也存在着标准不清、操作性不强、罪与非罪界限不明等问题，不利于对渎职侵权犯罪分子的严肃查处。此外，渎职侵权犯罪的定罪证据多为言词证据，缺少物证、书证等进行固定，一旦被告人或证人翻供，在无其它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未形成证据锁链的情况下，往往导致案件被宣告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