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喜俊：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这里一有一个活生生了例子，中央2台，播出的这样一个法律案件，就说的这样一个事情，当时一个很出名的小公司，当时老板有一个很贵重的东西被盗了，他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办法来，也没有其他的辅助手段证明这件事，最后他们没办法，搞了这么一个名义投票，最终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的票最高，老板给他谈话，一谈话，她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拍案而起，然后辞职，没想到三个月以后，这个案已经破了，在大街上碰到她的同时的时候告诉她，是当时一个保安偷走的，然后这个女同志当时柑很受伤害，她为此要她的精神损害赔偿，和经济损害赔偿，如果当时有测谎仪的话，这个问题还会这么严重吗?

　　主持人：如果说举这种例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例证。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个话题，但是对于葛先生一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帮他出谋划策，对于他来讲，使用测谎仪会对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郑先生。

　　郑燕峰：这个影响，它是一个很深远的影响，绝对不会是一个结果性的影响，就是当时那个丁教授说了，可能你通过技术上得到一个结论，就像刚才这个孙老师说的，它可能会重塑，但是所有的感情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技术因素的。

　　鲁喜俊：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都收到了嫌疑。受嫌疑的话你愿意吗?我愿意吗?但是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没有。

　　郑燕峰：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其中有好多解决的办法。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自我教育，周围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自我教育的，为什么大家这么依赖于继续呢?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失信太多了。所以才会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鲁喜俊：首先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一个法制的社会，在传统的观念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理性选择法制有什么不可吗?

　　冀祥德：正是因为这是个理性的社会的一个法制的社会，理性和法制所需要的一个规则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沉默权，包括犯罪嫌疑人，那么测谎仪你连他保持成末的权利都给他剥夺了，他要沉默你还要测他是不是想说谎。

　　丁文俊：所有的测谎呢都是在被测者统一的情况下进行的

　　主持人：不过丁教授，他有的的时候同意有一种被迫统一，为什么呢?咱可以假设这样一个家庭，葛先生的家庭，葛先生说了，我觉得盗贼就在我们六个人当中，我们一起请公安人员，请丁教授来为我们测谎，谁我接受侧，谁就有嫌疑，或者说大家是不是同意?你想，如果我设身处地的想的话，谁在这个时候会提出来，我不接受测谎，那不是说明我有最大嫌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