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审判结果>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于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和海上人身伤亡赔偿纠纷。上诉人渔民认为是“凯斯林”轮撞沉了“粤澄海27216”号渔船，碰撞导致了财产损失和二人死亡。上诉人惠隆公司、惠隆分公司则认为渔船是因自身原因沉没的，“凯斯林”轮船员发现了渔民并进行了施救，其实施的施救行为而不是碰撞，以此来对抗渔民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凯斯林”轮与 “粤澄海27216”号渔船是否发生了碰撞、“凯斯林”轮船员的行为是施救还是碰撞以及损失赔偿数额是否合理等问题。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即“凯斯林”轮与“粤澄海27216”号渔船是否发生碰撞，“凯斯林”轮船员的行为是否是施救行为的问题。

　　(一)、根据生还渔民和“凯斯林”轮船员的陈述，均可证实，在“凯斯林”轮遇见落水渔民之前，“凯斯林”轮周围没有发现任何往来船只，海面能见度良好。根据3名落水渔民被救后即能够走路，体力恢复快，获救后不久即可写出事情经过等事实，说明渔民落水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可排除“粤澄海27216”号渔船是被其他船只撞沉的可能性。故本案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粤澄海27216”号渔船因自身原因发生沉没，“凯斯林”轮船员实施了施救行为;另一种是“凯斯林”轮撞沉了“粤澄海27216”号渔船，“凯斯林”轮发现后，救上落水渔民。

　　二、从“凯斯林”轮整个的救助过程来分析。根据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事故现场附近的船舶、设施，收到求救信号或发现有人遭遇生命危险时，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尽力救助遇难人员，并迅速向主管机关报告现场情况和本船舶、设施的名称、呼号和位置。”根据这一规定，一艘船舶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发现有人遭遇生命危险时，应当尽力救助遇难人员，并迅速向主管机关汇报;海上人命救助是每一艘船舶均应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如违反这一规定，将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首先，本案“凯斯林”轮发现落水渔民后，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海上救助程序，马上向有关主管机关报告，而是在救上3名落水渔民后，先要求渔民写纸条讲明“渔船是因自身原因沉没”的经过。最后一个落水渔民张明祥被救上船的时间是1350时，但“凯斯林”轮在等到渔民“讲清”事故(1430时)后，于1550时才向海事局汇报，海事局于1600时向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发布信息。如果确实如“凯斯林”轮船员所主张的“为了联系方便而要求渔民写下他们遇险经过和自己渔船的号码、地点”那样，则在刘映标写完纸条后即可马上汇报，但“凯斯林”轮依然没有迅速地向主管机关汇报，而是等到所有渔民签完名后，先向船务公司汇报，拖延至1550时才向有关主管机关汇报。据航海日志记载，“凯斯林”轮救上渔民后，在1431时—1620时直航目的港上海，也就是说，在渔民写完纸条讲明“事故经过”后，到“凯斯林”轮向海事局汇报前，即从1430时到1550时这段时间，“凯斯林”轮在没有向主管机关汇报的情况下，擅自离开事故现场，直航目的港上海。后“凯斯林”轮接到广东省搜救中心的指示，在1620时—1755时回到事故现场，重新搜救，在1825时又继续航行至目的港。可见，“凯斯林”轮再次进行搜救的时间只有大约30分钟。

　　其次，根据惠隆公司提供的海事局电话记录，1600时惠隆公司朱先生给海事中心于海源通电话时，海事中心要求告知“凯斯林”轮预计到达汕头引水锚地的时间以联系汕头海事局接人事宜。在1740时，“凯斯林”船长以船舶轻油不够、不到汕头港下人为由，要求直航上海，海事中心同意这一要求。但经调查，发现据“凯斯林”轮的轮机日志第61页记载，“凯斯林”在到达上海确实加了20吨轻油，但当天库存的轻油尚有11吨。可见，船上并不存在轻油少的问题。

　　再次、本案生还渔民在得知“凯斯林”轮将事故上报后，在到达上海港的前一天晚上，一致认为渔船是被“凯斯林”撞沉的，纸条所写内容是在其人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不是真实情况。在生还渔民没有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下，3人一致翻供，可以排除渔民欲敲诈勒索的可能性。

　　从以上“凯斯林”轮船员救人前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其行为与一般海上救助行为不同，不符合常理。如果是正常的海上救助，“凯斯林”轮应当在发现落水渔民后，马上向海上搜救中心报告，再进行施救，或者一边施救，一边报告，以免“引火烧身”。而本案“凯斯林”轮在等到渔民写完纸条，直至全部签完名后，又拖延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向海上搜救中心报告。另外， “凯斯林”轮救上渔民后，本应将其送到汕头港并接受调查，而没有义务将原本家住汕头地区的渔民带到上海。但是“凯斯林”轮却以并不存在的理由直接开往上海，导致汕头港监无法及时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由此可见，“凯斯林”轮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海上救助规则。

　　(三)、从“凯斯林”轮船员对当时施救情形的描述来分析。在船员的个人陈述及上海港监、一审法院的调查中，“凯斯林”轮船员分别对看到的情况做了描述。首先，关于第一时间船员看到渔民在什么位置的问题。船长的描述为 “本人正于房冲开水，忽听到右舷传来呼救声，走近窗边往外看，看到有人在水面招手。距约有30米左右，不及细看，即奔上驾驶台，问二副怎么回事，二副回答说听到右边有叫喊声。我就叫二副记下位置，同时我拿起望远镜看，见到1只柏油桶和其他零星飘浮物，又见到3个人在一起于一块有点花白色的浮具上，在其后约50-60米处另有1人在其他浮具上，当时看仅4人落水。”后惠隆公司等在二审提供的船长接受其律师的调查笔录中又称“上驾驶台后，只见本船右后方约200米左右的海面上，有人坐在物体上，待我用望远镜看明后，我即备车、停车，采取施救措施。”可见，船长对于看到落水渔民距离的描述是前后矛盾的。船长、二副及一水严明在一审调查中一致声称“在窗边看到渔民大约在30~40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