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社会中，法律没有规定的或者不可能规定的十分明确的特殊情形时有发生，而且罪刑法定的明确性与具体案件的复杂性之间，非常需要刑法司法解释的协调和弥合，缺少明确而有针对性的刑法司法解释，法律条文与刑事个案就会成为两股道上跑的车，南辕北辙，法律就会成为虚设。司法解释十分重要，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性，法官既要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又要惩罚违法者，就必须适用司法解释。

　　对于罪刑法定中明确化原则的局限、缺陷，司法解释的补充、补救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同一法条因理解的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的法律适用情形，必须用司法解释予以补救。某单位张某与国家工作人员王某相互勾结，骗取出口退税，对两犯罪嫌疑人如何处罚，形成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假报出口者，王某不是此罪的犯罪主体，不应处罚；一种意见认为，两犯罪嫌疑人是，理解不同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处罚结果。按照《刑法》第二百零四条，骗取出口退税罪，第一种意见就不能惩罚王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的，依照《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这样，无论哪种意见都能对王某进行处罚。二是超出法律规定的“另类”，因《刑法》不能包罗万象而无“法定”，执法者难以对其处罚。公务用枪用作借债质押的行为，按照《刑法》无法追究出借和接受公务用枪的双方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专门做出司法解释，高检发释字[1998]4号明确指出，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将公务用枪用作借债质押物，使枪支处于非依法持枪的控制、使用之下，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是《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非法出借枪支行为的一种形式，应以非法出借枪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接受枪支质押的人员，构成犯罪的，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刑事责任。三是随着科学发展而出现的高科技犯罪，因法无明文规定而不能定罪处罚。以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电子技术的发展，出现运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本来应当予以严厉打击。但是原刑法规定的罪名是制作、贩卖、。物品是有体物，电子信息是传输符号，按原《刑法》难以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司法解释，法释[2004]11号“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打击此类刑事犯罪分子提供了法律依据，实现了罪刑法定中明确性原则的终极目的。

　　由此可见，司法解释对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原则，依法惩治刑事犯罪，特别是为进一步确立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取向，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