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罚合理化原则 所谓刑罚合理化，是指对于危害性相当的犯罪，应进行综合平衡，在法定刑的力度上应基本相同??

    刑法的修改、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调整法定刑偏低的弊端，这本无可非议。但是将重刑思想作为特别刑法立法的主要指导原则，则存在着忽视罪刑相适应原则而导致的刑罚设置上的不协调的实际问题。具体说，法定刑的设置应体现“慎用死刑”、“综合平衡刑罚”、“防止不合理刑罚”的观念。??

    例如，《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比较突出。在这两个《决定》中，可适用死刑的条文分别为６条和３条。占《决定》条文总数的２５％和２３％，最高刑为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条文分别为１６条和７条，占条文总数的６６。５％和５４％。其重刑设置的比例，与近年来颁布的《决定》、《补充决定》相比，严历程度是少见的。??

    那么，这样的重刑比例是否恰当呢？以《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为例。近年来，破坏税收的违法犯罪活动比较严重，其中利用发票管理环节上的疏漏而偷漏税、骗税的案件增多，为此，《决定》将严重违反发票管理的危害行为予以犯罪化是恰当的。但是，显而易见，即使是严重违反发票管理的违法行为，它也不是税务犯罪的“因”，而只是其犯罪活动的手段、方法行为而已，处于中间环节。从危害税收的结果来看，违反发票管理的犯罪行为虽然处在一个重要的环节上，但对于国家税收减少的结果也只是一种可能性，是间接性的。将其与直接造成国家税收减少的税务犯罪相比较而言，后者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说相对要大一些，至多可以说两者相当。但如果将该《决定》设置的法定最高刑与《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设置的法定最高刑只有７年相比较，则重于后者数“格”，不相适应。为何同是为保护国家税收利益的两个特别刑法，法定刑如此悬殊，理由何在呢？我们认为，象上述《决定》设置如此严厉的法定刑的合理化理由是不充实的。??

    （三）明确化原则 所谓明确化，是指分则条文的表述，即罪名、罪状、法定刑应予以明确，不易引起歧义和操作上的困难??

    刑法分则条文的结构形成，主要是由具体犯罪的罪名、罪状和法定刑三部分所组成的。因而其明确化，既涉及条文具体内容科学性，也涉及立法技术。在近年来特别刑法的立法中均有值得肯定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对于明确化，择其重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第一，罪名标题明示化??

    罪名，即犯罪的名称，罪名标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典普遍采用的立法方式。例如日本刑法典、德国刑法典、西班牙刑法典、加拿大刑法典等等。在我国刑法中，其罪名一般是隐含在罪状中，由学者根据罪状的具体表述而予以推定。因而，有学者称其为“隐含罪名”。绝大部分特别刑法的罪名立法，仍然沿袭了刑法的立法模式。然而，采用隐含罪名立法模式的弊端，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际工作中日益明显。特别是最高司法机关往往以司法解释方式确定的罪名，也常常与罪状的表述不同。可能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例如，《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５条犯罪的罪状为：“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理论界据此认为罪名应是“明知患有性病卖淫、嫖娼罪”。但是，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１日两高的司法解释，却将其定名为“传播性病罪”。显然后者不仅没有正确地反映第５条的内容，而且扩大了治罪的范围。因为，就传播性病而言，除卖淫、嫖娼行为以外，还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的行为，如通奸、不正当两性关系、夫妻间性行为以及非性行为（如洗澡，误穿他人内衣等）而传播，但《决定》只将能传播的卖淫、嫖娼行为规定为犯罪。此外，该罪名揭示的主观故意内容，是传播性的故意，而不是《决定》所要求的明知自己有严重性病而故意卖淫、嫖娼，同样扩大了主观罪过的范围。类似对罪名发生歧义引起争议的，还有如对《关于惩治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２条第３款、《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8条、《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２条、《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１０条等犯罪的罪名。因而，在立法上以标题明示确定罪名，一般地说，可消除这样不必要的争议，同时也是保证罪名规范、统一最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