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刑事政策，可以说有它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如果过多地依赖严打，特别是把严打作为一种维护社会治安的万全良策，那就大错特错了。1996年“严打”时，我曾经在《改革内参》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严打：只割韭菜没挖根》。现在看来，该文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例如：

　　严打作为在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到相当程度的不得已选择，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从根本上讲，它只是治标，不治本，过分倚重严打，就会忽视对影响社会治安深层次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如为什么会出现“严打”前那种被动局面。“严打”的作用等于割掉已经长得很深的韭菜，便于发现根，但现在我们恰恰割掉韭菜后不去挖根，对于预防机制、保护伞、腐败问题以及良好的社会政策等都缺乏必要的关注，因而割掉一茬用不了多久又会长出一茬，如此恶性循环，当然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严打”用得过多过滥，是下面政法机关成为疲于奔命的消极应付工具，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一到严打结束，当务之急是睡个好觉，休息，等待下一场严打任务的来临，怎么有精力、有兴趣去在预防上下工夫呢？

　　频繁的“严打”也破坏了罪刑相适应、法律目前人人平等等一系列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改造、惩治犯罪的内在规律？忽轻忽重、同样的行为异样的结果，怎么能让犯罪分子从内心认罪服法呢？他们想的是自己倒霉，“狱内损失狱外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