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可简称为设置双避冲突。所谓双避冲突，是指同时有两个目标对于个人是有威胁的，虽然都想回避，但由于利益趋（驱）动等原因，个人只能接受其一才能避免另一，在抉择时便会遇到双避冲突的心理困扰。[⑥]例如，作案人案发后遭到通缉，侦查机关限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投案自首，若拒不归案则有朝一日被捕后势必受严惩，此可视为旧“害”，若投案自首则虽仍免不了身陷囹圄但可减轻刑罚，此可视为新“害”。两“害”必取其一，就轻避重，有些作案人会选择后者，从而放弃对抗侦查、主动投案，以求从轻发落。

　　2.设置双避冲突的原理

　　关于设置双避冲突方法的原理，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大取》中说：“……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墨子阐述了人们在现实面临的两“害”之中进行权衡选择的一般标准、方法：如果两“害”必取其一，则行为人将被迫选取小“害”，避免大“害”。他还列举了一例说明，如果一人在深山老林遇到一群劫路的强盗，这本身是一种“害”，但这时若能在“断指”与“亡身”之间选择，人们都会选择“断指”这一小“害”，而避免“亡身”的大“害”。从一定意义上讲，就应该不是取害，而是取利了，是趋利避害的结果。

　　由此可见，设置双避冲突，其成败关键在于对新“害”的设置。设置的新“害”应当符合两项条件：一是新旧“害”冲突不可避免，只能且必须择一。如某人在深山老林遇强盗，他要么是断指，要么是亡身，只有这样才有选择的意义；二是新“害”应略轻于旧“害”。如前所述的路遇强盗案，其原来的“害”一般是亡身，现在允许断指保身，显然断指的危害性轻于亡身，在此情况下，人们通常会选择断指之害。一切犯罪案件发生后，作案人承担终日惶恐的后果，而且一旦案件侦破将承担相应刑罚处罚，这些旧“害”对于个案而言总是特定的。在这一前提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设置新“害”，当设置的新“害”确实符合上述两项条件时，作案人会进行理性地抉择，最终选择承担新“害”规避旧“害”，从而放弃或中止反侦查行为。设置双避冲突的原理，从根本上讲，就是侦查人员在合法的范围内提供给作案人两“害”予以选择，尽量限制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可见利益，加大其可见坏处，等到作案人发现对抗侦查得不偿失时，反侦查行为自然就消失了。

　　3.设置双避冲突的形式

　　设置双避冲突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施用侦查谋略。侦查实践中，许多侦查谋略属于攻心型侦查谋略，即侦查人员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方法刺激作案人，以瓦解其抗拒意识，促其走上认罪伏法的道路。攻心的方式可分为威慑攻心、情感攻心、法律（政策）攻心等，无论哪种攻心方式，设置双避冲突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武器。通过设置双避冲突，陷作案人于情感、道德、法律等方面的两难选择境地，迫使其按照“两害取其小”的原则，自觉选择伏法的道路。

　　这类侦查谋略尤以审讯中利用矛盾的讯问策略为常见。如著名的“囚徒困境”案例，就堪称设置双避冲突的施谋典范。有一次逮捕了两名嫌疑分子，并及时进行了隔离。“检察官深信他俩犯了严重的罪行，但因缺乏足够的证据，还不能起诉。于是，他分别对两个嫌疑分子说，他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认罪，一条是抗拒，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他们俩都不认罪，那么检察官只好对他们控以一个较轻的、已经证实了的罪行，例如非法窝藏武器，两个人就会受到较轻的惩罚。如果两个人都承认了，法庭给以惩罚时，检察官也不会要求从严处理。如果有一个承认，另一个否认，那么，承认的人由于揭发了同伙，会被从宽处理，而抗拒者将会依法受到严惩。如果用刑期表达这种情况，可以划个表格（当然，表格内的刑期是随意选定的，其中法律内容本身也是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