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刑法明确规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之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影响法官对犯罪人适用死刑的情节，俗称为“裁判情节”或“酌定处罚的情节”。这主要的有因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或者因被害人的严重过错引起的刑事案件等。案件的起因是复杂的，这要求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对于具有可以排除或阻却适用死刑的情节时，对犯罪人就不适用死刑。

    二、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刑事诉讼证据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证据的客观性。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第二，证据的相关性。证据的相关性又称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案件存在某种联系，正是因为证据与案件之间存在的联系，才能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际意义。第三，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

    为了从重从快的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人们在“严打”斗争中摸索出“两个基本”的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从分”。“两个基本”的原则的适用，对于排除枝节情节的干扰，快速审理大批刑事案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两个基本”的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得到普遍运用和赞同。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死刑是一种无法补救的刑罚，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的马虎。任何一点粗心大意、任何一点的疏忽，都可能酿成错案、冤案。因此，作为一名刑事法官应当树立“铁案”意识，把审理核准的每一件死刑案件都办成“铁案”。为了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两个基本”的要求，而是应当“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为了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我们就应当认真、严格的审查案件的事实、证据：必须认真审阅全部案件的卷宗材料，认真查找案件存在的疑点和问题；必须提审被告人，耐心听取被告人的辩解和要求，从中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必须认真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案件的事实、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必须到发案地，认真核实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客观真实，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必须查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法庭调查、质证。通过认真细致的审核，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决不放过任何影响案件的蛛丝马迹。在查清案件事实、证据的基础之上，再依照刑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准确地评判。如果案件存在无法解释的疑点，决不草率下判。

    三、常见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

    （一）故意杀人案件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是一种侵犯公民生命权利的严重犯罪，是所有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中危害程度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刑法分则对故意杀人罪规定了最为严厉的刑罚。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规定的刑法分则中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的排列顺序，一般都是按照由轻刑到重刑排列。但是，对于故意杀人罪，法定刑的排序则是由重刑到轻刑排列。即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首选法定刑是适用死刑，体现刑法对故意杀人这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案件从重打击的方针。犯故意杀人罪只是在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考虑排除适用死刑。因此，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的数量在所有犯罪中一直占第一位。

    但是，并非所有的故意杀人案件都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案件，特别是因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或者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这些案件虽然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是，由于案件的起因不同，犯罪动机的卑劣程度以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不一样，对社会治安的危害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案件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在适用刑罚时就同样应当有所区别，特别是适用死刑一定要慎重。也就是说，对于故意杀人的犯罪人是否适用死刑，不能单纯从是否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上考虑。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据有关统计，由于民间纠纷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的死刑案件，一直占全部故意杀人犯罪死刑案件的60%左右，占所有死刑案件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这类故意杀人犯罪案件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些是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的案件。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故意杀人案件的情节、后果、手段一般，其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因此，对这一类案件适用死刑一定要慎之又慎，要与其他故意杀人案件有所区别。如刘某故意杀人案：犯罪人刘某夫妇与被害人夫妇都在农贸市场卖肉，一天，有顾客来买排骨，刘某的妻子因自己摊上的排骨已卖完，便介绍左边摊主卖给顾客。被害人之妻因此降低价格叫卖，但顾客嫌被害人摊上的排骨不好，仍然买了左边摊位上的排骨。为此，被害人的妻子指责刘某的妻子，继而发生争吵、厮打，二人均受轻微伤。被人拉开后，被害人的妻子将刘家摊位上的猪肉全部掀到地上。市场治安科明确“各自看各自的伤，最后凭法医鉴定结果再行处理”。但是被害人夫妇拒绝接受调解，在当天和次日强迫刘某拿出360元给被害人的妻子看病，并殴打了刘某夫妇。刘某多次找公安机关反映请求解决，并拒绝了被害人“私了”的要求。被害人得知刘找公安机关后，扬言“黑道白道都不怕，不给我媳妇看好病绝不罢休。”第三天下午，被害人夫妇又逼迫刘某雇车随被害人夫妇到医院拍片检查，结果无异常。被害人仍然继续纠缠。刘某恼怒，掏出随身携带的剔骨刀将被害人杀死、将被害人的妻子杀成重伤。然后自杀未遂。一审法院认为刘某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本应判处死刑。但由于本案事出有因，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和矛盾的激化有一定的过错，并有悔罪表现，因此判决刘某死刑缓期执行。一审判决后，刘某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以刘某在公共场所有预谋的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理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认为，被害人一方虽然有一定过错，但是刘某用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报复被害人在民事纠纷中的过错，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检察机关抗诉有理。决定撤销原判，认定刘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报请最高法院核准。最高法院经复核认为，刘某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严重后果，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情节严重，并且没有任何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是，刘某并不是属于那种罪行极其严重、非杀不可的犯罪人：一、从案件的起因看，是因生产中的纠纷没有及时处理好而使矛盾激化引发持刀杀人，这种起因不属于泄愤报复；二、从案件矛盾发展过程上看，被害人一方殴打刘某、多次逼迫刘拿钱看病、当刘找公安机关要求解决后又对刘威胁，对引起矛盾的激化有严重过错，刘因此而作案与无端杀人的案件有区别；三、有关机关没有及时处理并保护刘某免受被害人的欺负，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有一定的责任。基于以上原因，一审判决对刘某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无不当，不属于判决“确有错误”。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失当。最高法院决定撤销二审判决，判处刘某死刑缓期执行。从对上述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到，第一、案件的起因和被害人的严重过错是排除和阻却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重要情节；第二、死刑缓期执行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构成“量刑畸轻”。又如，商某故意杀人案。犯罪人商某的丈夫无端怀疑自己的孩子是商某与他人所生，经常打骂被告人，从而导致夫妻矛盾激化。商某乘丈夫不备将丈夫杀害。一审判决认定犯罪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二审认为，犯罪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是，考虑到本起案件是因家庭纠纷引起的；同时，考虑到案件的起因，是由于被害人心胸狭隘，无端怀疑并经常打骂被告人，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具有较严重的过错。因此，虽然依法应对犯罪人适用死刑，但不必立即执行，改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