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的禁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毒品违法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

　　（1） 如前文所述，境外毒品从南北两个方向向西部地区渗透加剧。西南境外的“金三角”毒源地逐渐北移，紧靠我国云南、广西的缅北因为地处西南边陲，与“金三角”毗邻已经成为重点毒区，目前，云南省缴获的毒品数量约占全国缴获量的90%，精制毒品数量占80%，而且到云南贩卖毒品的案犯和毒品流向已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尤以广东、广西、甘肃、宁夏等为甚，当地有人称“毒品兴隆通四海，罂粟茂盛达三江”；另外西北境外的“金新月”毒源地日益发展，鸦片产量已雄居世界首位，紧靠我国新疆的阿富汗及一些中亚国家的毒贩加紧了对我国的毒品渗透；

　　（2）。西部地区已形成了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据统计，甘肃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1990年为11294人，到1999年已增至32867人，年平均增幅为21 2％。西部其他省市区与甘肃的情况类似，到2000年西部地区吸毒人员猛增至约50万人。由于海洛因对人体的麻醉作用比鸦片强320倍等原因，吸食海洛因的吸毒者强制戒毒后复吸率仍高达90%以上。这些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虽然大都进行过两次以上的戒毒，但还在不间断地吸食毒品；

　　（3） 西部地区的麻黄素和易制毒化学品非法流出渠道严重。麻黄素是制造冰毒的主要原料，它是从天然植物麻黄草中提炼的。麻黄草是多年生草本针叶植物，一般生长在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西部地区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是麻黄草和麻黄素的主要产地，上述地区不光向沿海等发达地区走私，更向国外大肆出境。1999年，在云南和新疆两个边境口岸，就截获向境外走私的麻黄素和易制毒化学品醋酸酐300余吨，数量十分惊人。

　　（二） 东、西部毒品犯罪比较：

　　1 东、西部城市化进程的不一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和思想层面的不一致导致了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1） 吸毒人员类型和吸食毒品种类的不同导致了东、西部毒品犯罪的差异；

　　我国东部地区多为沿海、沿江发达省市，交通便利，特别是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规律速度迅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人们接受新生事物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都有提高，以致于当“摇头丸”等新兴毒品最初进入我国一些发达省市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危害性，相反的，一些常出入于“迪厅，酒城等”前卫场所的“白领人士”却借此宣泄郁闷并将其看成时髦、富有的象征，身价的体现，以致最终吸食上瘾，在瘾癖的驱使下进行一系列高智商，经济类案件，且涉及金额均较大，（前不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吴玺，为筹措毒资，勾结银行工作人员先后诈骗国库1000多万元，挪用公款近500万元。）伴随吸食人群的不断扩大带来的是制贩“冰”毒及其衍生物的毒品犯罪在东部地区的大肆泛滥，而直接影响了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一直是国家的贫困地区，城市化进程较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虽然毗邻两大毒品原植物产地，当一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妄想不付出劳动快速致富的人看到东部地区的富裕景象时，在他们致富心理的趋势下，被毒品犯罪带来的高额利润蒙蔽了自己的双眼而铤而走险。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些回民就以打工为名，外流贩毒，有些地方甚至流传着“上前线，撇干饭，云南广东转，回来几十万，杀头也情愿。”的谣传。西部地区吸食毒品人员多是因为对毒品的危害认识不清楚，在其他吸毒人员的诱使下盲目跟从，多次吸食而上瘾，且多吸食一些纯度较低，价格低廉的毒品，他们为了获取毒资在将自己家中值钱的东西卖光后多进行盗窃、抢劫、卖淫等直接性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