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司法新事物。说是新事物，其实并不新，国外相关的实践和规则都已经比较成熟，而国内法学界也早就在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了;说它新是因为现在有更多的法院在实际案件中开始运用，刑事和解进入了司法实践之中。这一制度的实际效果好的方面不必多言，但一些应用中的问题也不容，比如：在杀人案中运用这一制度，如何才能取得死者的“谅解”?

　　这个问题其实设立得不是很道德，但为了更好地说明道理，以及争议的事实存在，实在绕不过去。近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孟某恋爱不成杀死女友案宣判，法院适用了刑事和解制度，被告孟某被判处，缓期二年。作为河南省首个对故意杀人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罪犯被判死缓的，在当地引起争议。(10月27日《人民日报》)

　　争议的焦点在于人们认为，故意杀人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让人担心刑事和解是否会沦为用钱赎命?虽然法院声称有着“相当严格”的条件和范围，是“非常严肃”的司法程序。但正如目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一制度的适用与否，与法官的内心认识有着极大的关系。很不妙的是，目前法官在判决中严重缺乏情理并茂、法理交融的文辞，干巴巴的几句话，不足以打消人们心头的疑虑，这会勾起“不明真相”的人的无限遐想空间。此其一。

　　其二，刑事和解是一个“三方关系”：法院、受害方、被告方。如果受害方很明确，身份很明确，且态度也很明确，法院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判决，属于有理有据。但如果是故意杀人案，受害方家属的“谅解”是否可以代替死者的“谅解”?在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个案件，今年成都孙伟铭“以其他方式危害公共安全案”，最终孙伟铭获得了遇难者家属的“谅解书”。但是，从法理来讲，的客体是不确定的多数人，少数人的谅解能否代替多数人的态度?

　　其实，刑事和解制度真的是一个值得实践的制度，其在降低处罚成本、促进案件后续问题(比如赔偿)解决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在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处罚成本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降低了犯罪成本，而在目前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心态下，在其具体应用上，应当有着明确的范围限定。比如故意杀人既遂及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案件，不应当适用刑事和解。毕竟，司法不仅仅是需要效率，需要实现实质的正义，还需要最大限度地消除普通老百姓的“公正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