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自诉案件范围，建立公诉机关的代为告诉、替代自诉、担当自诉等公诉对自诉不同层次的干预制度。

　　●公诉与自诉案件在程序上应做到更好的衔接与平衡。

　　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普遍都实行国家追诉主义。刑事追诉权的具体行使，分为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国家垄断主义，即刑事案件全部要由专门机关进行侦查后再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不允许私人自诉，以美国、日本、法国为代表;另一种是公诉兼自诉，刑事案件大都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部分案件则允许公民个人提起自诉，包括英国、德国、俄罗斯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这种方式，我国也是如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共规定了三类自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三类自诉案件作了详细规定：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侮辱、诽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和侵占案。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故意伤害案、非法侵入住宅案、侵犯通信自由案、重婚案、遗弃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侵犯知识产权案、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对上列八项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自诉案件在范围上应适当缩小

　　我国刑诉法对自诉案件在范围确定上过于宽泛，形成了对公诉范围的侵犯。单纯前两类自诉案件就已包括侮辱、诽谤、故意伤害等逾50个罪名，这在世界上已为数不多，而第三类公诉转自诉的规定使得自诉案件在理论上几乎得以扩展到刑法典中有具体被害人的全部罪名。这不仅与国际上公诉权范围逐步扩大的基本趋势相违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质疑，也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稳定性和终止诉讼的权威性造成一种损害。”

　　刑法分则第四章规定的 “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和第五章所规定的有关暴力、胁迫型及窃取、骗取型“侵犯财产罪”，要么事关社会的民主进程，影响面广，要么性质严重，危害较大，对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影响不容低估，单纯依靠被害人自身力量很难收集到诉讼所需的必要证据，司法实践中，上述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几乎都是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很少直接向法院起诉。虽然是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才列为自诉案件，但也难以归入“轻微刑事案件”。为此，应适当缩小“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

　　■公诉对自诉干预的层次应当分明

　　由于现代社会里绝对的自诉案件实际上已不可能存在，公诉对自诉的干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必不可少。

　　第一，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完善公诉机关的代为告诉机制。由于这类案件被称为纯粹的自诉案件，因而诉讼程序的启动，一般以被害人的告诉为前提，其自诉权所具有的“私权”性质更为明显，基本排除国家公权力在程序启动上的强行干预。然而，即便是这类纯粹的自诉案件，其自诉也不是绝对的，在被害人要求告诉的意愿不能实现时，国家的干预不仅完全正当，而且非常必要。正因为如此，我国刑法第九十八条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