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继而有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12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组数据，为媒体所统计。作为一种新闻观察的方式，这种统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做出反映，但是，它不同于国家公职部门或者科研机构的统计，甚至在数据结构上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单以新闻观察的角度而言，这组数据所反映的现实是:新晋院士之中，官员身份超过了一半的比例。针对这种现实，不同人自会有不同反应。有人认为这是“官本位”的另一种体现，例如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就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过于在乎院士的身份，大无必要。例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说，“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院士增选的标准是统一的，只重表现，不论身份”。

　　每一种态度，皆出自其价值立场，不便一概而论。毕竟，作为一种新闻观察所做的统计，只是从事实的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提供人们观测的窗口，并不适宜做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因而同时也方便了人们得出各自的判断，做出不同的结论。甚至，不适宜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分析，数据所反映的这个现实，即官员身份比例的问题，有可能就根本不涉及现实的本质，反倒让真正的问题得以忽略，从而让各自判断变成自说自话。

　　有必要做出一种假设:院士增选的标准，即便作出了调整，官员身份所占比例是否会随之降低?在不知官员身份占整体学者多大比例的情况下，单看院士中的官员身份，似无太大意义。

　　仕而优则学也罢，学而优则仕也罢，只能表明官学之间，有着顺畅的身份流通。或者说，也并非身份的流通，而原本就是官学一体。既然官学一体，院士增选无论是看重官员身份，还是看重学术成就，所增选的院士中，官员身份可能都要占相当一部分比例。

　　优秀的学者担任行政职务，并无问题;优秀的官员身兼学者身份，也无问题，甚至值得鼓励。但是，这种身份的互换或者兼容，如果是镶嵌于学术体制之中，致使学术与行政失去了边界，就值得我们深思。行政需要学术的智力支持，却首先需要向公共利益负责;学术需要行政力量的扶持，却自有其研究、创造的规律，并不适合行政力量的干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院士成为“院仕”，所隐含的深层背景值得进一步挖掘。

　　学术与行政之间，需要划清界限，但也并非意味着学、仕两途无法互通。因此，谈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抑或刻意忽略院士背后的官员身份，并没有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