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十六日上午出席行政会议后宣布，他将联同三十三名政治任命官员，由七月一日开始，自愿减薪百分之五点三八，与市民共度时艰。

　　减薪的主要官员共有三十四人，包括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三司十二局的十五名官员，以及十七名副局长和政治助理。这一减薪行动每年可为库房节省约五百万元(港元，下同)。

　　曾荫权强调，减薪的幅度是参考最近公务员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是一个自愿减薪的决定，主要是为体现特区政府问责团队在经济低迷时与市民共度时艰。

　　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同时宣布，全体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亦会跟随减薪百分之五点三八。

　　曾荫权还宣布，行政会议决定，建议首长级及高级公务员减薪百分之五点三八，中级及低层公务员薪酬维持不变。这一建议会被立即送给员方，在员方作出回应之后，行政会议将作出最后决定。

　　曾荫权指出，问责团队的薪酬是由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决定的，是一个固定薪酬，并无按年调整的机制，但“我们参考了最近市场薪酬趋势调查的结果，以作为问责团队自愿减低薪酬的幅度”。

　　港府上月中公布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在扣除增薪点的因素后，高、中、低级公务员薪酬趋势分别达到负百分之五点三八、负百分之一点九八，以及负百分之零点九六。

　　曾荫权说，金融海啸发生以来，香港经济大受影响，大家都受到减薪、削花红甚至裁员的影响。经济数据虽有趋于稳定的迹象，但外围整体经济基调仍未出现明显改善，加上受到甲型H1N1流感的威胁，经济前景仍充满挑战。在这一情况之下，除政府积极出台刺激经济、带动就业的措施之外，问责团队也希望通过自愿减薪，表明与市民“同坐一条船”。他希望，港人同心协力，携手走出经济谷底。

　　但曾荫权强调，政治任命的官员和公务员的薪酬制度是完全分开的。政治任命官员自愿减薪的决定，不会影响政府就公务员薪酬调整的最终决定。

　　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十六日亦公布，该局已向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的职方提出薪酬调整方案。发言人指出，这一方案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考虑最近完成的薪酬趋势调查所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经济状况、政府的财政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后，所作出的决定。

　　据悉，根据问责官员的薪酬水平，此次减薪后，曾荫权将每月减薪二万元，新月薪约为三十五点一万元;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将减薪一点八万元，新月薪约三十一点二万元;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及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将减薪约一点七万元，新月薪分别约为三十点二万及二十九点一万元。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每月则将减薪约四千至七千元。曾荫权及三十三位高官减薪，每年可令库房少支出约五百万元。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上一次主动减薪的行动是在二00三年。当时面对非典影响导致的经济不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与问责官员及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等，一律减薪一成。

　　对此，不用说，与其它的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行政举措不同，香港政府官员这次在强调与民共度时艰下所将推出减薪之举，在结果上不但会使自身的行政公信度能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且还会由此在公共心理层面上增强社会公众对抗金融危机的信心。所以在赞赏香港官员这次减薪之举的同时，笔者还认为，此减薪之举对内地相关行政决策部门来说，同样也有相当的镜鉴含意。

　　首先以行政取向角度讲，正如社会所周知，在现代社会，或者说凡把民主作为现代制度追求的社会形态，在严格意义上，政府只是一个经法定程序授权的社会公共民意执行机构。而由这样的行政性质所决定，以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最大化为行政追求目标，并通过各种行政方式使此行政追求得到具体展现。可以说，不但是民主社会的指标，并且也理当应是行政机关的责任和义务。对此就以这次香港官员的减薪为例，想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香港政府所推出的对抗冲击举措肯定也不会少。然对社会来说，与此同时或许更为需要的是，公众不仅会关注政府及其官员的具体应对措施正确度，而且同时还会注意官员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是否能够作出率先垂范、并与民共度时艰的行为。因为只有言行一致的政府及其官员与民共度时艰行为，才能在结果上真正提高执政为民的社会公信度，而反之则亦然。所以就此从“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层面上讲，那相形之下，在这方面内地的行政机关，显然还应该有更多的行政作为，以体现与民共度时艰的行政意愿。

　　还有以社会公共需求上来说，显然可以肯定，在面对金融危机冲击与经济有待复苏的大背景下，只有当相关行政行为能充分体现出与民共度时艰取向、并同时能让这种取向为社会公众所信服时，整个社会对抗经济阴影的信心才会由此得到提升，行政也才能说真正符合了现代社会的角色。所以就此而言，推出包括减薪在内的与民共度时艰的行政行为，一方面，不但可以说是对抗金融危机影响与提高社会信心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说，这也同样应该是内地行政公共性质体现与为民执政取向的需要。

　　当然，由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社会制度、行政体制、文化背景有所不同，所以对香港的行政的可取(鉴)之处，也不能简单照搬套用，而应该结合内地具体情况，以民主执政，执政为民角度或“拿来”或借鉴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