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到上级交警队申请复议，上级交警队官官相护维持了原认定。原告又到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结果在诉讼过程中的199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 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法院在审理损害赔偿民事案件及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经审查认为公 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法院认定的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后来，法院根据该通知规定，驳回了原告的行政诉讼请求。原告 只好又到法院民庭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在审理损害赔偿纠纷时，又涉及到公安局的责任认定书的效力的问题。原告要求法院撤销责任认定书，法院也很为难，最后案 件以调解结案。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发现它有错误又可以不予采信它。那么，责任认定书的 法律效力何在？该“通知”的内容前后矛盾，很显然是审判机关与行政机关相互妥协的产物。而在人们的法律意识中，法律是不允许妥协的，对的就是合法的，错的 就是违法的。
    类似本案情况，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案例还有很多。1997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该法对于完善 公路的管理，发展交通事业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法对于公路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受司法监督。当事人不服时是否有权在 15日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却未作出任何规定。
 有这样一起公路占地纠纷很令人深思。甲某的住房座落在某市郊区的公路旁。房屋因年久失修，随时有 倒塌的危险。经过城建规划管理部门批准及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甲某将旧房拆除，在原基础上又翻盖房屋。结果房屋大框刚盖好，正准备上房瓦时，市公路管理处 的执法人员赶来。说甲的房屋盖在了公路“红线区”范围内（路基15米范围内），责令甲某停止施工，并在一周内将房屋扒掉。一周后，执法人员看甲某没有自行 扒房，就开来一辆推土机，强行将房屋推倒。后来，甲某四处上访告状。公路管理处又变更了处罚决定，保留了甲某原宅基地三分之二的面积。
 这起纠纷 存在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甲某的新房盖在了“红线”范围内，妨碍了交通应当拆除。那么，在房屋翻盖前的旧房也在“红线”范围内，当初为什么不让拆除呢？说 来道理也简单，因为甲某的房屋在前，公路在后，如果拆旧房的话，国家需要对旧房进行补偿。那么，旧房丧失了使用价值，并且存在危险，甲某应当到何处去盖房 呢？城建规划及土地部门已批准甲某建房，他们批准建房的权力大，还是公路管理处裁决拆房的权力大？最严重的是公路法自身存在的立法问题。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被侵害后，按照公路法的规定无权到法院起诉。公路管理部门在执行裁决时也不受司法监督。他们可以自行强制执行，也无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依法治国的今 天，公路法中的这些不合理规定无疑是立法的退步。这部法只是强调了部门的权力。保护了部门的利益。却忽视了社会的利益，公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