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讲之中骆首先为中国政府“设身处地”。他赞美了中国建国6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表示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中国正日益向高端转移。很快,他话锋一转,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不仅要靠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还要靠他们的创意和发明来推动”。很显然,为了中国的经济顺利转型,中国需要“培养更多能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销售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本土企业家”,而要做到上述内容,中国“必须建立一套为那些冒着风险开发新创意的人提供奖励和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后来对暨南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之中,他与将来的创业者们一起“将心比心”。他举了比尔·盖茨的例子,指出“正是由于比尔·盖茨的创意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今天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因此而获益匪浅。”他在演讲中大声疾呼“也许就在我们这个房间里,就坐着清洁能源领域的比尔·盖茨,或者医学研究领域的比尔·盖茨。我们必须确保,无论这个人是谁,他都将得到类似的保护!”

　　不得不承认,奥巴马选择骆家辉担任商务部长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尽管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在从制药、生物科技到娱乐业等诸多行业中,在中国的美国及其他外国公司因为仿冒及知识产权盗用而每年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收入”,但是听过他演讲的人在心中依然会有一种被说服的感觉。

　　这种说服力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作为华裔的骆家辉摸透了中国人喜欢听好话的习惯,或者是他迎合了中国“伸手不打笑面人”的风俗,而是源于他的说服方式改变了过去美国在要求中国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之时采取的不顾中方现实,一味以势压人的模式。不管怎么说,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中美并无根本分歧。

　　那么创建一个友好的谈判模式,在谈判过程中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必然能带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