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红：批判与反思：百年以来中国有关秋审之研究（上）

发布日期：2009-05-25 文章来源：互联网

在古老的中华传统法系中，明清时期的秋审（和朝审）制度长期为中外研究者们瞩目。以较长的视角观之，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延续，在思想上既集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之于中国传统政治、法律与社会的深刻影响，也突出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自然、对刑狱之事相当的敬畏和谨慎以待的心理。而该项制度的发生和发展，从《礼记·月令》为代表的、对西周“秋冬行刑”的经典记载，到汉唐的“秋决之制”，再到明清时期的秋审（和朝审）制度，这一清晰而连续的法史脉络，标志着在与西方法律文化发生冲击碰撞以前，中华传统法系自身的不断演进和日益成熟。

然而，自中国清末法律改革以来，传统的中华法系加速解体，偌大的中国逐渐向近现代法律体制迈进。为了在全国的范围建立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除了向国外寻找先进的法治经验，并不断予以引进、移植外，固有的法律传统既是前进中需要克服的阻力，同时也是无可回避的认识对象，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可能的经验和力量源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律学开始式微，作为现代法学的一个分支——法史学的研究活动也慢慢展开。如果从1902年清廷发布变法的诏旨算起，蓦然回首，我们已然走过百年时光。在这一百年里，由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几经变幻，波诡云谲，法史学研究也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和发展历程。具体到有关秋审的研究来说，这一百年的学术发展，有进步也有退步，有创新也有复古，有宏大叙事也有具体研究，真可谓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笔者拟以百年来中国有关秋审之研究为考察对象，作一历史性的回顾，力图对这一百年中国有关秋审之研究状况作一概括性总结，希望为将来之研究立一标杆，并愿法史研究能不断向纵深前进。全文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对于有关秋审（和朝审）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却不为人们注意，经常出现混淆甚至出错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考证，力求提供一个正解；其次，分三个阶段对百年来中国有关秋审之研究进行概述，既要对前辈们的研究成绩加以表扬，又将对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予以揭露；最后，将笔者近年有关秋审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予以缕述，呈现在学界同仁面前，公开接受大家的批判。

有关秋审和朝审三个基本问题

秋审和朝审是清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号为一代大典。其专门以死刑监候（斩监候、绞监候）案件为审录对象，规制详备，仪式隆重，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颇受研究者的关注。在目前众多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中，清代的秋审和朝审又均被列为重要的知识点。然而，相当大部分此类教科书，以及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对清代秋审和朝审的概念、进行之次第、制度确立的时间等基本问题的表述，大多囿于材料和认识的局限，不乏谬误之处。下面谨据笔者所阅，以材料和事实为根据，对上述三个问题做些拨乱反正的工作。

1.秋审和朝审的概念

在2000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卷）》（以下简称《百科全书》）中，对清代的秋审和朝审的概念分别作如下表述：

秋审清代对各省死刑案件的复审制度，因在每年秋季举行而名之。

朝审清代每年霜降后十日至冬至前对京畿地区的死刑案件的复审制度。¹

这样的表述在目前中国大陆法史学界比较有代表性，时下流行的一些教材乃至一些教师的课堂讲授大都如此。然而，以这样两个简单的概念来定义清代秋审和朝审制度不仅是不够的，而且其中存在不小的认识偏差。

且看康熙朝《大清会典》中经典的概念表述：

朝审令每年于霜降后十日，将刑部见监重囚，引赴天安门外，三法司会同九卿、詹事、科道官逐一审录。若有司称冤并情可矜疑者，奏请减等缓决，其情真者，具题请旨处决。

秋审直隶各省重囚比照在京事例，令督抚各官将情真、应决、应缓，并有可矜、可疑者，分别详审，开列具奏，候旨定夺。²

将以上两组概念比较观之，前者表述相当简略，后者则较为详细。具体差别也很明显，主要有二：其一，前者将秋审发生的区域概括为“各省”，后者为“直隶各省”；其二，前者将朝审的审录对象指为“京畿地区的死刑案件”，后者概括为“刑部见监重囚”。此两点差别，即为问题之所在。首先，《百科全书》将秋审和朝审发生的区域以“京畿地区”和“各省”区别，《大清会典》乃以“在京”和“直隶各省”相区别。众所周知，清代“直隶”和“各省”的含义不同，行政建置上一般不相统属，二者含义更不容混淆。因此，《百科全书》将秋审和朝审发生的区域作如上概括，与清代行政区划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然而，此种不符犹为小者，《百科全书》对朝审对象的解读，才是更大的失误。《大清会典》明确将朝审对象限定为“刑部见监重囚”，即刑部监狱中当时在监的死刑监候案犯。《百科全书》却将之解释成“京畿地区的死刑案件”，不仅十分笼统，而且与前者的含义有很大出入。对于后者之表述，我们很容易理解成朝审的对象就是发生在京畿地区的死刑监候案件。然则“京畿地区”所包含的范围何其广也，不知要比刑部监狱大出多少倍呢！因此，前者的表述显然存在问题。

其实，尽管刑部监狱的范围比“京畿地区”的范围小得悬殊，“见监重囚”的来源却远超出“京畿地区”之外。朝审的对象不仅包含了发生在京畿地区的死刑监候犯人，还有来自其它地区的一些重犯。其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例如：（1）重罪解京官犯。《清仁宗实录》即明确指出：“各省官犯中多有令其解交刑部监禁者，例应归入朝审办理”³。另外，清雍正五年（1727）九月间四川巡抚蔡珽因犯重罪，被解京审讯，拟为斩监候，后来即入朝审办理，笔者即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雍正朝题本》中发现了相关档案⁴。（2）旗人犯重罪解京。康熙十八年（1679）《见行则例》曾有明文规定：“旗下人在直隶各省等处犯有强盗之罪者，停其解部，即在彼处正法，其余有犯仍行解部审理”，又“刑部议为群棍杖旗讹诈一案，具题奉旨：贾二等即就彼处斩，汤二依议应绞，着于彼处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嗣后旗人在某省犯罪，定拟重辟者，不必解部，俱着于彼处正法”⁵。由此推知，在《见行则例》颁布以前，“旗下人在直隶各省等处犯有强盗之罪者”和“旗人在某省犯罪，定拟重辟者”皆解送京师，成为“刑部见监重犯”。除以上二者以外，“刑部见监重犯”还应包含其它一些情况的死刑监候犯人，朝审对象的类型和来源构成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然而，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刑部见监重犯”并不以发生在京畿地区的死刑监候案件为限。

另据笔者所知，清代五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会典”皆明确以“刑部现监重囚”为朝审对象，在薛允升、沈家本等人的相关论述中也是如此。而究竟是何原因使“刑部见监重囚”误解成“京畿地区的死刑案件”？又是何时出现这种误解的？个中原因，目前很难探得真切。然而，基本可以肯定：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阅读史料不够细致、占有材料不够广泛而导致的，后来者不可不引以为戒。

以时间的角度观之，秋审与朝审皆在秋天举行，此乃往古“秋决”之遗意。因此，从广义上说，皆可统称为“秋审”。清初纂修《明史》，在《刑法志》中对明朝朝审制度言之未详，民初纂修《清史》亦承此弊，致天下误以明朝仅有朝审，而无秋审。董康于民国三十年（1941）纂辑《秋审制度》，专讲明代故事，盖有深意存焉。其在该书“辑例”中为防时人之讥，不惮其烦，将“秋审”概念作如下申说：

朝审，本北京之特例，其后推行于南京。至弘治二年，始定有各省遣官审录之例，并无“秋审”之名也。然天顺三年之制，而为霜降后虑囚而设，易言之，即秋审也。本编之定斯名，并无名实不符之嫌。⁶

以广义言之，董康将明朝的“朝审”换称为“秋审”，大致没错。然而，从上段文字的闪烁其词来看，董康毕竟是惮于将明朝的“朝审”径呼为“秋审”的。其实，这样的申说虽有一定道理，却也有可不必之处。因为，在明朝的史料中早有将“朝审”泛称为“秋审”的明确记载。例如，《明穆宗实录》卷五十八载：

刑科给事中陈三谟等言：“迩者，法司列上有词狱囚，奉旨再回，两造具备，可以立决。独武振等六人皆失事将领，多系督抚，诸臣所论，无可诘证，宜仍敕各抚按核实，刻期奏报法司，从公酌议。如未合死律，即改拟上请，令其戴罪立功；若情无可原，亦不得轻释，仍于今年秋审之后，断绝一二，以为偾师者之戒。”刑部复如议，从之。⁷

综上，我们可知朝审之得名，有很强的空间地域性；而秋审之得名，乃源自明显的时间特征。因此，以时间为观察点，将朝审改称为秋审是十分自然之事，亦无不可。相反，以空间地域为观察点，将“秋审”称为“朝审”，在清代某些时候也是可以的。之所以说得如此肯定，不仅因为我们经常在清代秋审和朝审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屡屡发现将二者混称的记录，而且有具体的制度原因，这原因容待下一部分再做交代。此处的基本结论就是：从时间的广义上“朝审”是可以称为“秋审”的，但是狭义上之朝审自有其特定的对象，并不以“京畿地区的死刑案件”为限。

2.秋审和朝审进行之次第

从清代官方的这两个概念可以看出，秋审乃比照“在京事例”（即朝审）进行，可以说是朝审的扩大和发展。而有关秋审和朝审二者哪个在先举行，现有的史料记载存在不同的说法。对于这种史料记载上的矛盾，美国人D·布迪（Derk Bodde）与C·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合著《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进行了揭示。该书言道：

关于朝审的举行日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朝审的举行日期在秋审之前。另一种意见认为，朝审在霜降后十天举行（大约在公历十一月二日或三日），二者相差一个月。如何看待这两种意见？我们认为，每年霜降后十天举行朝审可能是清代初期的制度（明代即于此时举行朝审）；而在清朝统治过程中，为方便起见，将朝审日期提前，使与秋审日期相连贯。这样，上述两种意见也就不再矛盾了。⁸

在现有的出版物中，最早发现并予以明文揭示此类矛盾者，当非此书莫属。然而，很不幸的是，该书的解释十分牵强，既很难在逻辑上自圆其说，也缺乏具体的材料依据，仅是想当然罢了。据该书所作注释得知，上述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来源于《清史稿·刑法志》和《大清律例》；后一种出自“《大清会典》卷五十三”⁹，并没有注明版本。而我们根据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在当时颇具权威的《秋谳志略》一书，得知“顺治十年，题霜降十日前录朝审重囚。康熙十六年，定霜降前会审秋审，霜降后朝审”¹⁰。由此，第一，如果将顺治朝看作清初，则清初朝审当在霜降十日前举行，恰可否定该书“每年霜降后十天举行朝审可能是清代初期的制度”的说法。第二，该书的解释中暗含了这样的逻辑，明代即于霜降后十日举行朝审，清初的做法是因袭明朝而来，如果将顺治、康熙两朝皆看作清初，则清初的朝审时间是经过更改的，并不与明朝完全一致，则该书的说法又是站不住脚的。

然则上述两种不同说法之间的矛盾应如何解释？清末律学名彦吉同钧这样告诉我们：

其朝审人犯，刑部议定后，又由部奏请钦派大臣十人，取刑部所定，各加详阅，谓之覆核。朝审如覆核有疑义者，由大臣签商刑部，据签解明理由，然后统将内外招册分送部院、九卿、詹事、科道。于八月下旬，择日在金水桥西朝房，刑部堂官合大学士、九卿、科道按次席地而坐，将外省秋审名册逐一唱名，并将朝审人犯提至朝房，按名分别实缓唱令跪听，谓之朝审上班。上班以后，各部院科道俱无异议，然后备本具题请旨定夺。其情实并有关服制人犯，由刑部缮写名册，纸用粉敷，墨书粉上，谓之黄册，以备御览。候至霜降以后，奏请钦天监择选分定勾到日期，先远省而后近省，末后始及京师。¹¹

由此方知，（1）布迪和莫里斯二人所试图辨明的秋审和朝审日期，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朝审上班”；（2）在“朝审上班”的时间内，不仅要“将外省秋审名册逐一唱名”，更要“将朝审人犯提至朝房，按名分别实缓唱令跪听”；（3）不管是朝审上班，还是勾到，大致有一个“先远省而后近省”的原则，这样的做法会使内外处理的时间基本一致，比较合理；（4）“上班”并不意味朝审或秋审全部，后面还有“勾到”、“奏决”等程序。（5）所谓“霜降以后”进行秋审或朝审，实际是指“勾到”，即对秋审的结果作最后的裁定，是以有必要将“朝审上班”和“勾到”日期进行区分。不仅如此，在“朝审上班”以前，京师内外各司法审级要进行的准备工作相当繁剧，耗时甚久，也十分必要。因此，秋审和朝审实为一连续而重要的司法环节，并不能也不应该以某一时日来定位。

其实，造成今人对秋审和朝审举行时间之混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即康熙年间对秋审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阮葵生《秋谳志略》载：

国初刑部会拟朝审皆本部会审之案也，而其十五省之案皆由各省巡按会同巡抚两司核实定拟具题，于霜降前请旨施行，不下九卿覆审。自康熙五十六年六月奉上谕，以各省所定未及部审之平允，始令刑部覆审各省。凡秋审并令九卿会议，分为三项，一情实应决，二缓决，三可矜可疑，以康熙五十七年为始。¹²

此中“刑部覆审各省”，并“令九卿会议”，可称为“中央秋审”。不仅明朝天顺、弘治以后没有此项制度，即使清初亦不曾有。据《清世祖实录》载：

（顺治十年）八月甲申，刑部题朝审事宜日期：于霜降后十日举行，将情实、矜疑、有词各犯，分为三项，俱具一本请旨。其情实各犯，奉有御笔勾除者，方行处决。在外则督抚会同三司，查应决囚犯，酌量行刑，其余仍监候奏闻。直隶地方则刑部差司官二员，前往会同督抚审决。¹³

从此段内容看，顺治十年所定京师和“直隶地方”对死刑监候案件的覆审程序上不相连属，时间界限也相对分明。而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谕旨一出，增加了“中央秋审”环节，覆审之地设在京师，亦在秋天举行，则秋审和朝审之时间、地域更加接近，也就更容易造成概念的混淆了。再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清朝人往往会将朝审与秋审的称呼混用，却并不在意。比如，刑部秋审处的一份档案记载：

刑部为会审事，照得本年朝审届期，例应会审，招册业已分送在案。今本部定于本月二十九日辰时在天安门外会审，至期一体会审可也。须至知会者本日念稿。

右知会典籍厅。¹⁴

这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二十七日秋审处给典籍厅的一件“知会”，雕版印式，具体日期、及典籍厅等字样为手填，并在右侧手注：“二十九日念安徽、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省稿”。很明显，这就是吉同钧所言“刑部堂官合大学士九卿科道按次席地而坐，将外省秋审名册逐一唱名”，也就是中央秋审的部分程序。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康熙五十六年该项谕旨发布后，朝审的含义也随之扩大。即如乾隆朝的这份“知会”所显示的，朝审已然从时空上将各直省秋审的部分司法环节吸纳进来，朝审和秋审的程序逐渐联成一体，界限不如既往那样分明了。

3.秋审和朝审制度确立的时间

关于明代朝审的起始时间，《明史·刑法志》载：“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¹⁵，这条材料被一些学者经常引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中所记朝廷下令时间（“天顺三年”）并不准确。明弘治七年（1494）大臣马文升在给明孝宗的奏疏中谈到，天顺二年（1458）九月二十五日，奉英宗皇帝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自天顺三年为始，每至霜降后，但有该决重囚，著三法司奏请会集多官，从实审录，庶不冤枉，永为定例。”¹⁶由此可知，降朝审之旨实为天顺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而非天顺三年。明代朝审之制，亦应自天顺三年始。

有关清代秋审和朝审制度确立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如薛允升云：“朝审之例，起于前明天顺，秋审始于康熙年间，系仿照朝审之例办理，乃秋曹中一大典章”。¹⁷稍后，吉同钧谓：“顺治十年，京师设朝审，直隶始设秋审。十五年，各省遍设秋审。由刑部差官二员会同该抚按审奏，后改差三法司堂官会审。康熙五年停止差遣，由各省巡抚举行”。¹⁸吉氏于薛氏有师承关系，有趣的是，二人对于清代秋审起始时间的说法却不一致。

根据上述《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年八月甲申日的记载，吉氏“顺治十年，京师设朝审，直隶始设秋审”的说法基本是没有问题的，顺治十年实为清代秋审和朝审制度的重要起点。然而，“（顺治）十五年，各省遍设秋审”的说法，亦有所本。据《古今图书集成》卷五十载：“顺治十五年，题准：重罪人犯除畿辅照旧审录外，其各省秋审务依地方远近，将奉旨秋决重犯，巡按会同该抚及布、按二司等官，照在京事例详审，将情真应决、应缓，并有可矜可疑者，分别开列，于霜降后具奏，候旨定夺”，又“令：人命至重，凡内外审拟重犯，应监候者，俱分别秋后处决及监候缓决两等具奏”¹⁹，这与顺治朝《大清律集解附例·名例律》“死刑”下小注：“除罪应决不待时外，其余死罪人犯，抚按审明呈招，具题部覆，奉旨依允监固，务于下次巡按御史再审，分别情真、矜疑两项，奏请定夺”²⁰基本一致，亦应比较可信。然而，根据遗留下来的一件顺治朝题本档案，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

顺治十一年（1654）九月十一日，刑部尚书任浚等题：

今朝审奉旨于霜降后十日举行，……诸臣敢不奉行惟谨。但闽远在天末，川途修阻，邮传最迟。前项刑部咨文，臣于十月十六日方始接到，已逾霜降月余，届期冬至只旬日余耳。臣准部咨，即飞檄按察司转行各府州县，将一切重犯造册送审。惟是闽省非无事之时，下游兴、泉、漳三郡正在议抚，海警频传，上游延、建、邵、汀山寇流突，师旅戒途，各属文移邮递需兵得达，应审人犯似难速解。臣凛遵功令，节次行催，随据该司详称除申报原无应审重犯外，如漳州府属新岩、漳平、诏安、宁洋四县及延平府属南平、将乐、永安、大田四县有无重犯未经申报，只据福州府属并建宁、邵武、汀洲三府、福宁一州陆续解犯人到司。至于辟远难行之处，与泉州府属，谨将惠、安二县只据呈送报册由，其罪囚莫能赴审。兴化府属莆田县报有应审重犯屡据呈详，原证散处各乡，因寇氛充斥，难以拘齐，事关大辟，万一疏虞，咎将谁委等因。而该司汇册送臣之日先后不一，屡催既未全解，待齐愈觉后时。况解到之犯不便久羁省会，同都、布、按三司并各道虚公研审，内有情罪最重应决者，该臣另疏旨发落。但各属赴解稽迟，参差未齐，寇阻时艰，情或可原，非敢故延、自干罪戾者也。……奉旨：相应免议。²¹

任浚等人所上题本之缘起，因为是年福建秋审处决逾期，按规定各属将受处分，但由于“闽远在天末，川途修阻”，再加上“海警频传”、“山寇流突”，“非敢故延，自甘罪戾”，特向皇帝求情，最后得免议。由此可见，清初外省之秋审，在顺治十五年之前业已举行，并不以顺治十五年为始，亦非如薛允升所言“始于康熙年间”。而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顺治朝四边未靖，“终世祖之世，未能悉平南服”，非“真正统一中国”²²，外省秋审虽已举行，但举步维艰，实际影响亦颇有限。

然而，薛氏有关清代秋审起始时间的说法虽不准确，却也有所根本。据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

康熙十二年，题准直省秋审：令该督抚会拟情真、缓决、矜疑，分别具题。每年于七月十五日内到部，若限内不到者，将该督抚交该部议处。各犯原案具在刑部，将该督抚所题贴黄，加三法司会议看语，并该督抚会审情真、缓决、矜疑看语，刊刷招册，进呈御览后，分送九卿、科道官员各一册。八月内在天安门外会议情真、缓决、矜疑，分拟具题，请旨定夺。候命下之日，咨行直隶各省，将情真犯人于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正法。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福建俱限四十日，江西、浙江、湖南、甘肃俱限二十五日，江南、陕西、湖广俱限十八日，河南限十二日，山东、山西俱限九日，直隶限四日，盛京限十五日，宁古塔限一个月，将咨文封面上明注所到限期发行。若沿途该地方官限内迟延不到者，该督抚查明题参。至直省督抚将情真、缓决、矜疑者审拟具题之后，有续发事件，不必具题，俟来年秋审。其盛京等处监禁重犯，亦造黄册，入在直省秋审内具题完结。²³

从此次“题准”的内容看，已经将秋审的基本程序规定得差不多了，这一规定实也成为后世秋审之祖例。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清代秋审制度基本形成的标志，但决不可将之认为清代秋审之始。尽管如此，此条记载也并非意味着秋审从这一时刻起，就真正在全国各直省普遍得以推行，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并不允许。

康熙初年，王朝之根柢仍未牢固，东南沿海时受郑氏势力的侵扰威胁，西北回疆也未荡平，而最大的祸患乃为“三藩”。“三藩”在清军中原逐鹿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尾大不掉，对中央威权逐渐构成威胁。与上述内容被“题准”之同年，“三藩”即公开行叛，干戈扰攘，前后八年，破坏甚巨。年轻的康熙皇帝不惜财力、物力、军力，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终于犁庭扫穴，将叛乱镇压下去。直省秋审伊始，即逢“三藩”倡乱，康熙朝的一份题本档案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混乱情况：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内奉有“以后各直省秋审应令预期照在京朝审例造册进呈，亦着九卿、科道会同复核，奏请定夺”上谕，钦此。部覆更定直省到部日期如朝审例，亦令九卿、科道复核在案。嗣以现在用兵地方官员未暇办理，臣部奏请暂行停止，况四方今已荡平，非前此可同日而语。臣请特旨饬谕，先令无事内地，自康熙十六年举行伊始，其余他省，事平之日，以次遵行等因，条议前来。臣等以他省督抚仍在料理军机急事、钱粮要务，俟云南等省平定之日，再题请旨，一体遵行。奉旨：“秋审关系人命，着再确议具奏”，钦此。²⁴

此中谈到“以现在用兵地方官员未暇办理”，“奏请暂行停止”，及“先令无事内地自康熙十六年举行伊始，其余他省，事平之日，以次遵行”等情形，很值得我们注意。“三藩之乱”波及省份之广、历时之久，前所未有，对新生的清王朝影响深远。在这段时间内，直省秋审是否真正举行“秋审”，是很值得怀疑的。即使举行，其程序、规范及执行效果也可想而知。而秋审要真正在全国各直省贯彻，必须在全国统一、社会秩序较为稳定之后才具备条件。以事实言之，清代秋审制度的真正建立和推行全国至早只能从敉平“三藩之乱”之后算起，亦非康熙十二年。而在这之后一百多年里，像“三藩之乱”这样大规模的动乱没有再发生过，王朝秩序渐入正轨，秋审和朝审制度方得以逐渐完善，成为“一代大典”。

总之，不管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还是专门的法制史研究中，弄清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皆为研究的“不二法门”。在任何有关秋审（和朝审）的叙述中，对于该项制度的概念、进行的次第以及制度确立的时间这三个问题谅难回避。上述文字所着力辩证的三点，是有关秋审（和朝审）的三个很基本的问题，希望能够为纠正以往片面和错误的认识有所裨补。

百年研究概况

1.清末法律改革时期

一个时代的学术自有其特定的风气和主题，而往往又深受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在近百年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如此。总体看来，随着清末法律改革的逐步深入，萌蘖不久的中国现代法学研究获得了一次广泛而大规模展开的良机。这一时期，在变法成为必然要求的共识下，对于如何变法改制，如何救国兴邦，各派人士虽殚精竭虑，百计寻求解决之道，却彼此歧见迭出，莫衷一是。新学以救国，旧学以济世，新旧杂糅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学术状态。当时的法律改革派（或者称为“当权派”），由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既要想方设法稳保手中的大权，另一方面也必需在某些政治法律问题上做出调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法律改革。立宪革命派（或者称为“在野派”），包括立宪、革命两派，尽管在社会变革的手段和激烈程度上存在很大分歧，但是要从根本上废除君主专制体制这一点上是十分一致的。然而，不管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除了在国家、民主、宪政、人权等宏大的问题上不懈奔走呼号外，在当时的条件下，往往没有、也很难在实现传统法律现代化方面提出专业具体而细致入微的意见。可能这些问题，一方面过于琐细而繁难，因而很难进入一般社会改革家的视界；另一方面，不比那些宏大的问题容易把握——甚至喊几句口号就可以完事，相反为了解决这些琐细而繁难的问题，却要耗费无数的精力在法律这件精巧的技艺上。因此，比较而言，清末的法律改革派具有一种相对的优势，既有改革法律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以法救国”的理想，又可以在现行的体制内，利用政府的资源和力量，进行若干具体法制问题的调整和改良。当然这里所指的法律改革派限于那些具有“以法救国”理想并愿意为这种理想贡献力量的人，绝不是那些老于世故、明哲保身的官僚们。而为了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为了沟通几大法系，就必然要对改革的对象——即清代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历史进行研究，因为只有恰当地认识历史和现实，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所以，我们说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展开的。

这种法律史研究，与以往传统的律学研究存在本质的不同，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这种法律史研究是在中国现代法学的嫩芽已经初露的时代出现的，并且天然就是中国现代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这种法律史研究，已经超越了律学的樊笼，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华法系，为求“折衷世界大同之良规”，而带有鲜明的“比较法学”视野和特征；第三，这种法律史研究，是在中国社会整体上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环节，而且从它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转型中存在和不断发生的现实问题，使它具有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和长期存在的价值。但是，正因为中国法律史研究之发轫，是为了解决迫切而现实的法律改革问题，由此也使那个时代的法律史研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色彩，而与纯然的法律史学术研究大相轩轾。

在清末法律改革时期，有关秋审之研究，基本都是围绕——如何在保有现行制度的前提下，解决新旧法律、中外法律的有效沟通——这样的问题展开的。即：一方面，秋审制度作为中华传统法系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早已成为能够代表中华传统法系典型特征的一个标志性制度，更经明清两朝之传承完善，俨然成为一代“大典”，在有关死刑监候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不容遽废，必须予以维持；另一方面，随着清末法律改革的逐渐深入，尤其在清末“仿行立宪”的谕旨发布后，古老的秋审制度与欲图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度，在制度精神和组织运作上颇多凿枘，实亦难“独善其身”，不得不在新旧兴替之际做出适当的变动。因而，这一时期有关秋审之研究成果，徘徊在“维持”与“变动”之间，既有对现行秋审制度的精深研究，又因应法律变革、君主立宪的时代要求，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变法举措。遗憾的是，以往对于清末法律改革时期的法史研究成果不仅认识不够精细，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的真正开端，从而进行深入的有关法史学科的百年省思。

此一时期，沈家本、吉同钧二人有关秋审的研究成果最值得重视，现分别概述如下：

沈家本（1840-1913），作为清末法律改革的领军人物，既自身具有对旧律的深入研究，又生逢其时，从变如流，主持清末的变法修律工作，为中国法律由传统向现代转化这一伟大事业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沈氏早年专攻律例刑名之学，以律学研究之精邃而获盛名。在清末法律改革期间，沈家本有关秋审之研究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著有《秋谳须知》一书。在清代整个司法体系中，秋审占有相当重要之位置。用当时人的话说，“秋审一事，较之定案尤为切要。定案不妥，秋审尚可补救，秋审一误，则死者不可复生，虽欲挽回而已无及”，是以“从前部中司官学习必先从看秋审入手，而堂官用人亦以看秋审之成绩为派布之地步”²⁵。对于秋审文稿起草、秋审案件处理之研究，也在刑部官员中蔚然成风。尤其秋审略节²⁶，文法缜密，颇费斟酌，“凡隶秋曹者争自磨砺，且视为专门绝学”²⁷。同治、光绪两朝，刑部有关秋审之研究又分为陕西、河南两派，各有本派之代表人物。而沈家本深得乃父沈丙莹之真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其独到而精深的研究成绩，卓然处于两派之间。《秋谳须知》一书，专讲秋审文稿之写作要领，兼及秋审程式之运用，细致入微，纲举目张，堪为沈家本研究“秋曹稿式”之代表性著作。该书与此前成书的薛允升《秋审略例》、英瑞《册式琐记》、沈丙莹《秋审旧式》诸书相比，卷帙规模更为庞大，研究内容更为广泛，兼采众长，包罗宏富，在沈氏生前虽未定稿²⁸，却是此种“秋审文类”的集大成之作。而从此书对于清代秋审文稿写作分析之精微（已深入到句词之层次），亦诚为研究清代法律语言学之难得语料。其二，撰写并刊刻《秋审比较条款附案》一书。此书又别属一种“秋审文类”，主要包括秋审条款和秋审成案两部分，以秋审条款为纲，在每一条款后面附有相关秋审成案，并加以若干评论，阐述要旨。此类书籍（或名为《秋审实缓比较汇案》）多为秋草巨擘之私撰，长期有“秘本”之称²⁹，又在清代秋审实践中发挥相当重要作用，以其权威性和实用性，获得“准法律文件”之地位，影响深远。沈家本认为，如此“附比案于条款之中，非独互相印证，并可补条款所不及”³⁰。是以，仿前辈之做法，撰写该书，“采比案于各条之后，要在会通繁赜，剖析毫芒，事不厌于推求，言必归于平恕，未始非司谳者之一助，而世轻世重之故亦可得而详焉”³¹。光绪三十二年，沈氏此书一出，备受时人关注和推崇，然其书原本旧律，未几修改秋审条款，该书之实用价值大受贬损。其三，提出变通秋审旧制的主张，并参与主持修改秋审条款的活动。因为此项活动有另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就是吉同钧，是以将之与吉氏有关秋审的研究合并一起述论。

吉同钧（1854-1934），陕西韩城人，承陕派律学之绪余，为清末律学之翘楚。沈家本曾这样评价吉同钧对旧律的精熟，“（吉同钧）于《大清律例》一书，讲之有素，考订乎沿革，推阐乎义例，其同异重轻之繁而难纪者，又尝参稽而明辨之，博综而审定之，余心折之久矣”。又言，吉氏于《大清律例》“沿革之源流，义例之本末，同异之比较，重轻之等差，悉本其所学，引申而发明之，辞无弗达，义无弗宣，洵足启法家之秘钥而为初学之津梁矣”³²。能使沈家本“心折之久”，可见吉氏律学造诣之深湛。据吉同钧自述，他对秋审的研究乃得自薛允升、赵舒翘二人之言传身教³³。

宣统二年（1910）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提出变通秋审覆核旧制的主张，他认为秋审“一字增损，动关生死”，未可以寻常文牍视之，虽然目前施行起来有诸多困难，却不能遽废，只能酌量变通。主要有三条理由：第一，根据新颁制度，“法院编制法既行，法官之资格均由慎选而来，并设三审之阶，广通呼吁行合议之制，博采舆情”，律师辩护和鞫问又皆公开施行，皆为被告人谋利益，“详慎至此，实无深故之虞”，因此会审之例可以停止；第二，上年（1909）十二月二十八日钦奉谕旨，划分司法权限，令行政各官不准违法干涉，虑囚大典如仍因袭会典具文，是与违法干涉无异，而与司法独立之精神大相背离；第三，秋审和朝审“为录囚最后之成规，推勘尤宜入细”，而“秋朝审上班为时甚促，罄一年之积牍而取决于寸晷之中”，难收实效，亟宜变通。³⁴宪政编查馆认为沈家本“胪举三端，皆中窍要”，并根据沈家本所提出具体变通办法议定诸多变通措施。次年四月，又逢颁定内阁官制，“所有内阁旧制及军机处名目，并票签批本等处，均经分别裁改”³⁵，秋审事例亦自然随新制为转移，呈现很大改观。

然则，针对秋审条款的重新研究、评价和修正工作，早在宣统元年就已开始，此事之发端亦源自沈家本的上奏。宣统元年（1909）八月二十九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将秋审条款按照现行刑律逐加厘正，随之由法律馆主稿会同法部重新编辑秋审条款。其修正大旨有三：删约旧文、纂辑新事和折衷平恕，为将来沟通新旧刑制作准备。最后，厘定为165条，并得到最高当局认可，被附列于《钦定大清现行刑律》之后，在清朝生死存亡之际，该条款亦曾短暂实行过。在此次厘定秋审条款的工作中，吉同钧虽曾身与其役，却对秋审制度的衰落忧心忡忡。他在《新订秋审条款讲义》的序文中极为伤感地说道：

自刑部改为法部，一切法律舍旧趋新，删繁就简，举从前详细章程，概从芟薙。凡外省死罪，其情轻者改为随案酌缓，秋审止列清单，不入招册。去年（即宣统二年，笔者注）奏请删除钦派覆核及朝房会审各节，朝审亦改为秋审，本年又奏请删除先期覆奏、内阁具题，而黄册概归简易，其服册并情实声叙各案，均不列入，又止列勘语，而各省外尾并法部后尾亦概从删削，此亦时会所趋，不得不然。然历朝良法美意从此荡然无存矣。³⁶

吉氏身处新旧交替之时，仍坚持认为秋审制度是历代圣王之“良法美意”，一再强调“现在新律将行，旧法一切变易，惟此秋审一节将来尚不能废”³⁷。可是，时过境迁，孤木难支大厦之将倾，他对当时秋审制度的衰落除了感到无比痛心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然，吉氏《新订秋审条款讲义》一书实开后世研究秋审制度之先河，“比年主讲律学馆，乃与诸学员逐日讨论，遂成秋审条款讲义一册，逐条详述原委，其中完善平允与现律轻重适均者，发明所以修改之故。间有与现律不甚吻合者，亦略加驳正”³⁸。以吉氏律学之淹贯深邃，讲解秋审条款之来源本末自然无比精彩。可是，该书于“宣统三年秋月”甫经刊布，武昌起义突然爆发，秋审制度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倏忽成为历史。虽然吉同钧昔日为保留秋审制度所作的努力尽成泡影，但他的名字将会因他的著作而垂诸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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