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安淳：古法（灋）考释（下）
发布日期：2009-06-01 文章来源：互联网
九
儒者重礼不重法，但礼有礼法，合乎礼亦可称法。《论语·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注：“孔曰：人有过以正道告之，口无不顺从之，能必自改之，乃为贵。”疏：“正义曰：此章贵行也。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者，谓人有过，以礼法正道之言告语之，当时口无不顺从之者，口虽服从，未足为贵，能必自改之，乃为贵耳。” 礼源于古之圣贤君王，故古之圣贤君王之行可称法。《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疏曰：“此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者，此尧戒舜以为君之法也。……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总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权，秤也；量，斗斛也，谨饬之使钧平。法度，谓车服旌旂之礼仪也，审察之使贵贱有别无僭偪也。官有废阙复修治之，使无旷也。如此则四化政化兴行焉。”
孟子不仅重视遵循古圣贤仁政之法，还重视现世君臣之践行为当代及后世垂法。“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1]即使仅论及教育，亦强调要为天下所取法。“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2]此义《礼记·中庸》所述最明：“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荀子同样主张“法先王，隆礼义”[3]，强调“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4]，“故非礼，是无法也”[5]，但法、礼有别，即所谓“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6]。其于法亦有较广泛具体之理解：“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为人师，是王者之法也。”[7]法不仅为礼法，于儒家其他典籍亦可窥见此义。《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季夏之月）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无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孟秋之月）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季秋之月）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另，《礼记》专述祭祀之法，称为《祭法》。
至于《周礼》所述，除冬官《考工记》外，其天地春夏秋五官之各项职官几乎皆为掌法之官。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其中“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以八则治都鄙”，其中“二曰法则，以驭其官”。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其下如宰夫“掌治朝之法”，酒正“以式法授酒材”，掌次“掌王次之法”，大府以式法颁财，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九嫔“掌妇学之法”，典妇功“掌妇式之法”。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土圭之法测土深。小司徒则“掌建邦之教法”。其下如各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载师“掌任土之法”，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春官则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大卜“掌三兆之法”，眡祲“掌十煇之法”，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夏官大司马“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小司马之职掌“如大司马之法”。其下如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量人“掌建国之法”。秋官中，除大小司寇等职官据邦法听讼断狱外，士师“掌国之五禁之法”，司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司盟“掌盟载之法”，司隶“掌五隶之法”。《周礼》之编撰者似视举国上下所有机构职官皆据法理政，依法治事，故所谓周礼或可因此称为周法。
先秦之儒乏论于法理，汉儒论法却较有深义。董仲舒治《春秋》，发明其旨，归纳为“春秋之法”。其所谓法者，“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8]“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9]“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10]尽管董氏所论杂以阴阳之说，如“明王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11]然其论法实有所发明。《春秋繁露·仁义法》：“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闇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之法，义之法：法者何物？规则乎，道理乎？“春秋之法”董氏据以折狱，则以董氏之见，此法很类于英美判例法之法理规则。
十
秦汉诸家论法各别。杂家则错综众说，不可不读。
《吕氏春秋》：“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12]此不可改易之先王之法，当是天地之道。“天地不能两，而况於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13]然天地之道虽不可改移，时势却不断变化，故不可固执于先王之法。“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14]时势变异，人心本同。察今知古，鉴古明今。省己以知人，察人以明己。故择法而治之关键，在于顺时应势，以人为本。
《淮南鸿烈》之所论法，颇与此相类。其《精神训》曰：“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其《主术训》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其《齐俗训》曰：“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事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如此阐论，不仅有利于今人理解法为何物，于今之法学法理亦当不无启示。
纵观先秦至汉诸家学者之论法，法固不仅为刑法。然何以至汉之后，凡言法者几乎必涉于刑？
“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或可谓中国古法之特质。其赏罚之中，刑只是一方面。“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15]上古各代之法籍应非皆为刑法之籍。秦王征灭六国统一寰宇之功业，“烈藏庙堂，著于宪法”[16]。既称宪法，当亦并非刑法。《尚书》所述之“洪范”虽类宪法，但不名以法；“吕刑”虽名之以刑，但只是刑论，实非刑法，皆可置而不论。《左传》所谓周文王之法，楚之仆区之法，晋之唐叔之法、文公被庐之法、范武子之法、士蒍之法，等等，皆应不仅为刑法。[17]“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18]“魏昭王欲与官事，谓孟尝君曰：寡人欲与官事。君曰：王欲与官事，则何不试习读法？昭王读法十余简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读此法。”[19]夏、商、晋之图法、魏之官事之法虽皆不必如《周礼》所述之详备，但皆定非仅书刑律之法。
商鞅变法本亦非仅务于刑法，然后人所关注者是其“变法修刑”，即《史记·秦本纪》所谓“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自商鞅始，秦国被视为严刑峻法之国。尽管秦始皇曾“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全面建设法制，并取得积极成效。“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20]但后人所注意者乃“秦政不改，反酷刑法”[21]。贾谊《过秦论》之观点颇有代表性：秦“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强秦严刑峻法，天下人所感知者：法即是刑，刑即是法。故秦朝摧毁，高祖入于秦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22]此约法无疑属于刑法。随后，汉代秦立，秦法仍行，汉朝诸君主遂务于省刑约法。《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有司言淮南王长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废勿王。”自此，所谓法者主要指刑法。班固著《汉书》，设《刑法志》，尽管其述多涉于礼乐法制，然后世之学者论法，遂多属目于刑，不复注意于法之本义矣。
[1] 《孟子·离娄上》。
[2] 《孟子·滕文公上》。
[3] 《荀子·儒效》。
[4] 《荀子·劝学》。
[5] 《荀子·修身》。
[6] 《荀子·儒效》。
[7] 《荀子·王制》。
[8]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9] 《春秋繁露·楚庄王》。
[10] 《春秋繁露·玉杯》。
[11]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12] 《吕氏春秋·孟秋纪·禁塞》。
[13] 《吕氏春秋·仲春纪·情欲》。
[14] 《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
[15] 《淮南子·说林训》。
[16] 《淮南子·修务训》。
[17] 《左传·昭公七年》：“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従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晋侯悼公即位于朝。……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
[18] 《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
[19]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20] 《史记·秦始皇本纪》：
[21] 《史记·高祖本纪》之“太史公曰”。
[22] 《史记·高祖本纪》。
0发布咨询
相关文章
相关法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