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最高法对孙伟铭案新闻发布会的不适宜

 

　　本人认为最高法的这一做法是不适宜的，其理由如次：

 

　　一、最高法这一做法，断了当事人的申诉念头，有剥夺当事人申诉权的逻辑推理空间存在，导致该案的审判监督程序虚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和第20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我们知道，申诉权是当事人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容剥夺。我们还知道，程序权是“实体主张”的实现手段，当事人已明知“实体主张”不能实现了，谁还去行使程序权呢？最高法的这一做法已经表明，申诉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了，这就迫使当事人（本案中不仅包括孙伟铭及其近亲属，更包括死难者家属和受伤者）不得不放弃行使申诉权。所以，剥夺当事人申诉权的逻辑推理空间是实际存在的。

 

　　从理论上讲，虽然，四川高院院长、最高检还能启动该案的审判监督程序，但是，由于当事人申诉权的虚置，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可能性的确非常小。所以，对该案来说，审判监督程序也是虚设的了。

 

　　虚置诉讼权和放弃纠错程序不是现代法律的精神。

 

　　二、稍有机关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召开新闻发布会，得有个准备的过程。按常理，事件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第一步，四川高院宣布二审判决；第二步，最高法收到正式文书；第三步，最高法研究并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及发布内容；第四步，筹办会议（如布置会场、邀请媒体）；最后，召开会议。可在这件事上，办事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置信。四川高院宣布二审判决的当天，最高法的新闻发布会就召开了。由于没留半点办事时间，实际上已把不能公开的、但行内人都知道的秘密暴露无遗了，即影响大的案子，下级法院判决前，都要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也会毫不客气作出指示。这种做法，原本是违反立法精神的，只是在错案责任追究制压力下的无赖之举罢了。而现在最高法无意中把这一做法公开了，我觉得不妥。因为：

 

　　1.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27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按通说，是行使案件管辖权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最高法的监督和上级法院的监督，应通过案件的上诉审、提审的方式来实现，而不应通过下达判决指示来实现。监督不是越俎代庖，将“审”权和“判”权分割，审权仍归下级，判权收归自己。法律将审判两权合一，是有道理的，审是过程，判是结果，审的法院能最直接、最充分了解案情，由审的法院来判，才能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先行请示，按指示判决，好像与宪法精神有点不符。

 

　　2.我国宪法第12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四川高院是地方法院，对四川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我们都知道，最高法与四川高院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最高法指示四川高院如何判决，是不是能折射出四川高院和最高法的关系已经超载了宪法规定，演变为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了呢？

 

　　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这一规定的目的，应该是以“慎刑”思想为指导，保障案件能准确地查明事实和正确地适用法律，更好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上级法院下达指示判决，虽然错案率低了，但无形之中省掉了一道审判，变成了“一审终审制”，此做法于“两审终审制”是不相符的。

 

　　4.现在，最高法将这一做法无意间向世人公开了，至少向不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公开了。势必会引起这样的可能，即有了官司，大家要么在一审的时候把重要的证据都藏着掖着，二审的时候再呈上堂来，要么不上诉，因为上诉也没意义，反正谁审判都是一样的结果。这种无意中公开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隐形“惯例”的做法，大家说，适宜吗？

 

　　三、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黄尔梅在新闻发布会上，对类似“孙案”作了适用法律的规定，可以算是司法解释。以这方式出台“司法解释”也是不适宜的。

 

　　我们知道，最高法对在具体案件中如何适用法律，有权作出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第2条第3项“讨论、通过院长或副院长提请审议的司法解释草案。”和第4项“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司法解释和案例”的规定，作出司法解释是最高法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并且应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据以前的惯例，什么时间、哪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文号是多少，应该一应俱全。一个乡镇、一个县级机关发个文件，都得讲格式，何况是最高可以判处死刑的司法解释呢？我真的不知道，法院要引用该规定时，如何是好？总不至于写下“根据2009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黄尔梅在新闻发布会的发言，判决如下：×××犯以其它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样的判决吧。所以，我认为，以这种方式出台“司法解释”，不说它不严肃，至少也能算是不适宜呀。

 

　　四、“在与这样的犯罪作斗争方面，社会政策比刑罚及有关处分的作用要大得多”（见李斯特《德国刑法学教科书》P12—P13，徐久生译）。重刑不是解决“醉酒驾车”问题的唯一方法，甚至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与现代刑法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

 

　　成都醉酒驾车猖獗，原因有三：一是大家都不觉得醉酒驾车是不道德的，社会文化能容忍醉酒驾车；二是醉酒驾车者能通过“勾兑”不被罚款，不被扣分，更不用说拘留了；三是交警察放纵违章，或者交警制造违章（如隐蔽安装电子眼、经常变更单行道），有违章才有罚款、才有高福利。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一是坚持“孙案”以后施行的严查，不给醉酒驾车者留侥幸空间；二是坚持查到酒后驾车的，一律行政拘留15天；三是大张旗鼓地宣传醉酒驾车是不道德的行为；四是对被“勾兑”的警察严格行政处分。“孙案”之后这段时间，由于交警查得紧，且一律拘留15天，我周围平时醉酒驾车的朋友，再也没有一个敢酒后驾车了，效果非常明显。

 

　　法院不能包打天下，重刑不能包医百病，死刑的威慑力也是有限的。

 

　　五、最后本人陈述一下对孙伟铭案处理措施的建议：

 

　　1.鉴于该的社会关注度高，应该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主体应该是四川高院；

 

　　2.针对目前醉酒驾车犯罪多发、高发的态势，四川高院可出具司法建议书，同时，报请最高法转发；

 

　　3.最高法认为确有必要对类似“孙案”的行为应该作重刑适用司法解释，应按规程正式发布。

【作者简介】
杨敏文，宜宾市社科联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