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与古代专制政治

【出处】人民法院报
【关键词】《过秦论》；古代专制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中国古代政权更迭，除了极少的例外，通常依赖的是暴力。依暴力建立起一姓一家一人之统治后，日夜忧虑的是有一股反对的力量依同样方式推翻自己的统治，因此政治的重心始终置于维护自身统治、压制任何反对力量之上。这种局面只有当以民主方式更替政权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得到良好运作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根本改变。

　　自古以来，我国专制制度将愚民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贾谊《过秦论》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读书至此几句，乃见专制政权依靠的两大国策，一是愚民，二是弱民，由此可以领略专制统治之奥秘。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和文学家。18岁即才名远播，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仅一年就被提为太中大夫。终因木秀于林，遭受众人忌恨，23岁时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年仅33岁便忧伤而死，颇为短命。其留给后人的名作《过秦论》，文中寥寥数语便揭破专制政治的密钥，那个时代的人有此洞见，足可谓之先知，令后人千秋仰慕。

　　愚民反智之社会统御术

　　对于愚民之术，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五章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愚民反智之法是用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不容天下怀疑和提出异议。怀疑者、提出异议者，轻则下狱，重则处死。我国儒家思想中就缺乏宽容异见的传统，明代徐桢稷曾言：“儒者之待异端，甚于拒寇敌，惟恐其得以潜窥侧睨也。”又云：“圣人之待异端，如中国之抵夷狄、人之抵禽兽也。”

　　周作人曾言：“人类虽是从人类进化来的，但他也有禽兽不如的几种恶习，如买卖淫和思想文字狱等。”周作人谓孔子杀少正卯可以说是以思想杀人的较早的一例，而杨恽之狱则是以文字杀人的一例。《荀子·宥坐》第二十八篇：“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尹文子》、《说苑》、《孔子家语》等书，皆引《荀子》之说，称孔子诛杀少正卯。尽管南宋朱熹认为孔子并无杀卯事，但书中诸多记载，还是不能一洗人们对孔子乃思想钳制之祖的猜疑。

　　我们看历史上对于思想的压制。典型的一例是厉王止谤，控制言论。《史记·周本纪》：“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及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造成“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大好和谐局面。《左传·定公九年》：“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驷颛杀邓析的原因，据《荀子·非十二子篇》：“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查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民，是惠施、邓析也。”《吕氏春秋·离谓》说邓析教人学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韩非子·和氏篇》云：“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告坐之；燔诗书而明法令。”烧掉诗书，目的当然是为了统一思想，防止异见。《史记》云：齐人淳于越进谏，“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宋儒列传》：“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在愚民政策上打转

　　易白沙在《帝王春秋》一书中谓：“孔子死后，至汉高祖始受太牢之祭，至武帝始罢黜百家，至王莽始封侯爵，至曹丕始有学宫，皆为独夫民贼利用孔子专制学术。”

　　钳制思想、压制异见的典型个案是司马迁冤案。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谈到汉家之忌刻时说：“猜忌和刻薄，几乎成了刘汉家传的法宝。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中间经过文景，面目虽异，骨子却都太像了！黄老之学，也不止文景为然，高祖是序幕，武帝是余波，通通有黄老精神在。说穿了，黄老精神也不过四个字，就是‘外宽内深’而已，也就是表面马虎，与人无争，内心则十分计较，得机即施毒手而已。”“汉高祖要废除秦之苛法，号称‘大度’，号称‘长者’，可是他本人乃是忌刻之极。他对于韩信，即随路收取其精兵，甚而有一次冒充汉使，趁韩信还没有起身，便在韩信卧房里把印符夺走了；他对于萧何，也生怕萧何得民心，迫得萧何故意用贱价买民田，才使他放心而且喜欢了。”文景之治虽然创造了汉代的辉煌，但是，“文帝和景帝，则表面上是最和善，最仁慈的，但其实那真相却正相反。文帝，不用说，是对于黄老之术最精的人，他的谦让和宽厚都只是手段。那时的政治家如晁错，如贾谊，如张释之，也都是申商刑名之学的法家，这是他的周围。周勃出了狱以后，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这时是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年），可见那时的法也何尝宽？”“文帝如此，景帝也差不多。他在位只有十六年，比文帝还少七年，可是那种外宽内深的作风，酷肖其父。”他杀了许多游侠，将晁错骗去斩了，还将周亚夫逼得绝食五日而死。

　　在家天下里，遇到这种忌刻的君王，只能揣摩上意讲话，讲出真话有时是会闯下大祸的。汉武帝时，李陵率步兵五千，从居延（现宁夏北部）向北进攻匈奴，不久就遇上六倍于己的敌人，被包围，虽然几次杀败匈奴，每次都杀死几千人，但匈奴追击围困，无法突围，李陵看狼狈战败，无颜见天子，便降了匈奴。武帝本来希望李陵不成功便成仁的，却闻报李陵投降了，立即大怒。群臣吓得无人敢为李陵说一句好话，争先诋毁李陵。当问到司马迁时，因司马迁认为李陵是“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奇士，平素对李陵十分赞赏，李陵此次冒险出兵，司马迁更是钦敬，司马迁坦诚说：“现在许多人之说李陵的坏话，只是因为他平日少与人应酬而已，假若有人吹嘘，他不减于古代任何名将，他现在虽然败了，一定是想将来得机会好立功而归的，况且无论如何，就他现在的功劳论，杀了匈奴那么多，也可以到什么地方都说得过去了。”司马迁这番话，本意是对李陵败降给出一个公道的评价，进而解慰武帝的忧心，不料却惹得武帝更加大怒。他认为司马迁只是给李陵说情，甚至疑心他在讥讽讨伐匈奴而功少的李广利，李广利正是武帝钟爱的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立即将司马迁下狱。本来第二年武帝有所醒悟，一面赏赐逃回来的李陵部下，一面又令公叔敖深入匈奴去迎接李陵，公叔敖并未成功，反而从捕到的俘虏口中获得一个错误信息：李陵在匈奴练兵准备与汉军对立。实际上，教练匈奴军队的是李绪并非李陵。汉武帝得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立刻将李陵全家杀掉，同时使司马迁受腐刑。

　　以科举网罗天下之事为我所用，防其成为我之敌患，唐太宗的一句话泄露天机。《唐书·太宗本纪》载：“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到了宋代，仍有秦朝遗风，《宋史·太宗本纪》：“太平兴国元年，命诸州大索知天文术数人送阙下，匿者论死。”为了统一思想，《哲宗本纪》载：“元祐二年诏举人程试，主司毋得于庄老列子书命题。”

　　明清钳制思想的手法变得巧妙和隐蔽

　　明清也不例外。不过，骨子里虽然实行的是秦政制，手法却有所改进，变得巧妙和隐蔽。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到王冕看到秦老进城后带来的邸抄，其中一条“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柏杨提到：“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时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不仅如此，“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

　　清初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云：“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何以致此耶？奥妙就在于：“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周作人云：“我们读了此文，深知道治天下愚黔首的法子是考八股第一，读经次之，焚书坑儒最下。盖考八股则必读经，此外之书皆不复读，即不焚而自焚，又人人皆做八股以求功名，思想自然统一醇正，尚安事杀之坑之哉。”“秦始皇立志欲愚黔首，看见儒生如此热心于文章，正应欢喜奖励，使完成八股之制义，立万世之弘基，庶乎其可，今乃勃然大怒而坑杀之，不惟不仁之甚，抑亦不智之尤矣。中国臣民自古喜做八股，秦暴虐无道，焚书以绝八股的材料，坑儒以灭八股的作者，而斯文之运一厄，其后历代虽用文章取士，终不得其法，至明太祖应天顺人而立八股，至于今五百余年风靡天下，流泽孔长焉。破承起讲的那一套，现在的确已经没有了，但形式可灭而精神不死，此亦中国本位文化之一，可以夸示于世界者欤。”知堂先生所论，也是一段妙文。

　　周作人《苦竹杂记》中《关于焚书坑儒》引用清初曲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牧惠叹道：“明火执仗地焚，众目睽睽地坑，即使焚的是十本八本，坑的是三、五、七人，也仍得留下骂名，所以说他‘拙’。”而八股文取士呢，书未焚而无人看（看的是马二先生编的考试复习大纲和朱熹注解过的几本经典著作），儒未坑而心已死（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所以说他‘巧’。廖燕的分析，颇有见地，深得驭民愚民的精髓。”

　　牧惠评价说：“明以后的清，也搞文字狱，‘坑’；但更多的是继承明法，编辑《四库全书》，是此法的一大发展。他们以编书需要的堂正名义，限时限量地搜罗各种书籍，经过‘消毒’而后行事。不焚之焚，似比明还棋高一招。”

　　总之，在专制社会，官方思想定于一尊，因此思想是单一的，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古代专制主义社会非常重视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因此对于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格外警惕，对于离经叛道的思想和思想家加以严厉扼杀，不知因此制造了多少政治性的冤案。这种冤案都有着一般性规律，这就是因权力的争夺、巩固和垄断而展开。一触及这根线，就危机四伏，甚至有杀身之祸。识此规律而能避祸，便是大智慧之人。

　　专制政权以愚民政策治理天下，虽然早被贾谊一语道破，但后世一脉相承，无所更张，至于民主制度之发展，已是近代以后的事了。回顾我国古代政治史走过的艰难历程，人们更能体会民主制度之可贵，对于历史上如李卓吾那样为专制制度殉葬的卓尔不群的思想人物，以及默默而生复又默默而死的愚懦大众，对于他们生不逢时，对于过去时代凋零的思想文化，如今的人除了浩叹之外，亦应懂得民主是值得捍卫和为之献身的。




【作者简介】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