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犯的构成、性质与设置规律

　　一、案情

　　被告人：杨某，男，25岁。

　　杨某在市区内做卖菜生意，因卖菜生意不景气，遂产生杀人诈钱的恶念。1999年1月19日10时许，被告人杨某见同院邻居李某外出卖菜，家中留有10岁的儿子与8岁的女儿时，前去李长海家，先后将李某的儿女绑架并带回自己住宅内，向李某勒索10万元。之后又将人质杀害，埋尸逃离现场。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图财害命，手段残暴，连续绑架并杀害两名无辜儿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判决：杨某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

　　二、问题

　　1.如何理解结合犯的构成？

　　2.如何设置结合犯？

　　3.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结合犯？

　　三、研讨

　　1.结合犯的概念和构成

　　结合犯，是指基于刑法明文规定的具有独立构成要件且性质各异的数个犯罪（即原罪或被结合之罪）之间的客观联系，并依据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将其结合成为另一包含与原罪相对应的且彼此相对独立的数个构成要件的犯罪（即新罪或结合之罪），而行为人以数个性质不同且能单独成罪的危害行为触犯这一新罪名的犯罪形态。结合犯的基本构成特征是：

　　（1）被结合之罪，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具有独立构成要件且性质各异的数罪

　　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独立犯罪的整体，是构成结合犯的基本要素。被结合之罪具有法定性、独立性、异质性、具体性。例如，日本刑法第236条和第177条分别规定了强盗罪和强奸罪，而该法第241条又将这两个犯罪合并另立为一个新罪-强盗强奸罪，该罪即典型的结合犯。[1]结合犯的原罪构成特征，包括数层含义：其一，法定性。被结合之数罪，必须是现行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性具有两方面的要素：一方面，被结合之罪，必须由现行刑事法律明文规定；另一方面，被结合之罪，必须是法定的犯罪的整体，而不是法定犯罪的某一构成要素。其二，独立性。被结合之数罪，必须具有独立的构成要件，独立于其他任何犯罪构成要件而不能是依附于其他犯罪基本构成要件或者由其他犯罪基本构成要件派生的加重构成要件。其三，异质性。被结合之数罪，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性质各异的犯罪。异质性可以通过侵犯的直接客体的不同和触犯的罪名不同加以判别。其四，具体性。被结合之数罪，必须是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具体犯罪，而不是类罪。刑法学界，有人主张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抢劫罪是结合犯，其论据之一认为，抢劫罪是侵犯财产权利罪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结合。[2]此种主张结合犯的基本构成要素为不同类罪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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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结合之罪具有对应性、稳定性、可分离性和整体性、统一性、独立性

　　结合犯的内部结构特征和基本形态是结合之罪具有对应性、稳定性、可分离性和整体性、统一性、独立性。其一，结合之罪构成要件的对应性和稳定性。结合之罪，必须包含有与原罪相对应的、稳定不变的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必要要件）。对应性指结合之罪的构成要件兼有数个被结合之罪的构成特征，即新罪之构成要件与数个原罪之构成要件呈基本对应的状态。稳定性指结合之罪构成要件的内容与被结合之数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基本一致。换言之，原罪构成要件中制约其性质的各个构成要素（如该种犯罪的直接客体等），均被吸收为新罪构成要件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未发生可能导致犯罪性质变化的任何更改。其二，可分离性。依据刑法关于原罪之构成要件的规定，可将结合之罪的构成要件分离为相对独立的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其三，整体性、统一性和独立性。结合之罪作为法律规定的一个新罪，客观存在着体现新罪本质的整体性、统一性和独立性特征。较对应性、稳定性和可分离性而言，整体性、统一性和独立性在结合之罪的构成要件中，居于主导地位。整体性是指结合之罪的构成要件，并不是数个原罪的构成要件的简单相加或组合，而是将数个原罪的构成待征融合为一体的法律结果。统一性是直结合之罪的罪状与法定刑实际已被统一于一个全新的罪行单位，而非分别归属或附属于数个原罪的罪刑单位。独立性是指结合之罪的构成要件因刑法将结合之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作为一个新的罪刑单位予以规定，法律上转化成一种独立于其他罪名的犯罪。

　　（3）结合犯形成的关联性和法定性

　　被结合之罪转化为结合之罪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二者必须具有关联性和法定性。这是结合犯形成的必由途径和基本形式。其一，决定结合犯形成的关联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作为结合犯基本构成要素的数个犯罪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程度的客观联系。这是原罪结合成新罪的必要前提。刑法明文规定的数个性质各异的犯罪结合成另一刑法明文规定的新罪，必然受制于因其固有特性和行为人犯罪行为的主客观特征所决定的不同犯罪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马克思曾指出：“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3]结合犯不是立法者臆造的纯粹的法律现象，而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犯罪形态在刑事法律中的必然反映。通常，关联性表现为并被解释成在被结合之罪之间客观存在着牵连关系、并发关系和因果关系。[4]不受客观必然性制约的数个犯罪，绝不应也根本不可能被刑事法律结合成一罪。其二，制约结合犯形成的法定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数个原罪结合为新罪必须由刑事法律明文规定。这实际是由被结合之罪转化为结合之罪的形式条件和必经的法律途径。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是判断被结合之罪是否合乎规律地转化为结合之罪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判断结合犯是否形成的标准，均有失偏颇，并且有可能导致不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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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理论界，有论者主张，可采用基于默示说、类似说、非典型说、一行为说的标准判断是否为法定的结合犯。[5]我们认为，以这些标准去判断某一犯罪是否属于结合犯，必然导致将单纯一罪、牵连犯、结果加重犯、想象竞合犯、实质数罪等犯罪形态甚至法规竞合混同于结合犯，并由此而引起对这些犯罪形态适用不当的处断原则。即使相互之间具有一定客观联系的数罪，只要未通过刑事法律明文规定为新罪，仍然不构成结合犯，对其应按牵连犯、实质数罪、结果加重犯、单纯一罪等犯罪形态予以论处。法定结合的基本表现形态，只能是：甲罪十乙罪＝新罪。至于某些人主张的其他表现形式，如，甲罪+乙罪＝甲乙罪。甲罪+乙罪＝丙罪，甲罪+乙罪＝另一新罪（即刑法未明文规定其罪名的新罪）等，[6]只是基本表现形态的派生形式或不同说法而已。

　　（4）结合犯动态的动态实际构成特征

　　结合犯的动态实际构成特征是指结合犯必须以数个性质各异且足以单独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触犯由原罪结合而成的新罪。结合犯动态的实际构成特征，与结合犯静态的法律构成特征紧密相联，两者有机统一才能构成完整的决定结台犯成立的条件。结合犯静态的法律构成特征，是指数个法定的犯罪根据刑法的规定被结合成为一个新的犯罪。其功能在于阐明结合犯形成的基本构成前提、内部结构特征和必由途径及基本表现形态。结合犯动态的实际构成条件，是指行为人必须实施数个性质不同但却符合结合之罪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其功能在于阐明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实际构成结合犯。[7]总而言之，在构成结合犯的全部条件中，结合犯静态的法律构成特征和结合犯动态的实际构成待征。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具备。彼此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结合犯静态的法律构成条件是前提和基础，而结合犯动态的实际构成条件则是受前者制约的第二性构成特征。触犯结合犯条款而构成结合犯的危害行为，必须是数个足以单独构成犯罪的行为。我们认为，如下情形不能构成结合犯：第一，一个危害行为，同时触犯数个不同罪名的一个危害行为，只能构成想象竞合犯，不能构成结合犯。第二，数个性质相同并可单独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不能构成结合犯，应根据其特征认定为连续犯、实质数罪等犯罪形态。第三，数个异质危害行为，若仅有其一可单独构成犯罪，而其他危害行为并不能单纯构成犯罪，或者虽能独立沟友犯罪但并不符合被结合之罪中另一犯罪的构成要件，也决不能构成结合犯，而只能构成相应的犯罪或犯罪形态。

　　2.结合犯的设置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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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约刑法设置结合犯条款的规律，是罪刑之间的均衡关系。[8]设置结合犯条款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结果。详言之，在任何国家内，以牵连关系、并发关系等为表现的具有一定联系的犯罪形态，都是客观存在的。究竟是否规定为结合犯，应以如何达到罪刑相适应的要求为判断标准和制约条件。刑法在现存法定刑和相应刑罚制度下，对于具有一定客观联系的犯罪，选择适用相应的处断原则可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刑事法律便无设置结合犯条款的必要；反之，刑事法律便应设置相应结合犯条款。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41条关于强盗强奸罪的结合犯规定。[9]1997年刑法修订以前，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立法建议，主张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结合犯条款。涉及结合犯罪名有抢劫重伤罪、抢劫杀人罪、强奸重伤罪、强奸杀人罪、侵入住宅抢劫罪、侵入住宅盗窃罪、放火杀人罪等，并且被结合之罪应限于故意犯罪。[10]这一立法建议是否妥当，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结合犯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必要增设，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立法建议涉及的结合犯中，被结合之罪，除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外，其他犯罪即抢劫、杀人、重伤、强奸、放火、盗窃罪的最高法定刑都是死刑。严厉的、足以容纳严重犯罪并可使处刑结果符合罪刑相适应要求的法定刑条件排除了设置结合犯条款的必要性。司法实践中，只要科学地把握结果加重犯和具有牵连、并发等关系的犯罪形态（即牵连犯，实质数罪等）的本质特征，仍然可以较为准确地将不同的犯罪形态区别开来。考察各国的刑事立法例，基于此目的而大量设置结合犯条款的实例是根本不存在的。

　　3.我国刑法中不存在结合犯

　　我国1979年刑法中是否存在结合犯，理论上对第191条第2款（盗窃罪与破坏邮电通讯罪结合为贪污罪）、第150条第2款（一般抢劫罪、抢夺罪与伤害罪、杀人罪结合）、第139条第3款（致人重伤、死亡的强奸罪）、第136条（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的犯罪）、第137条（聚众“打砸抢”罪）、第143条第2款（致人重伤、死亡的非法拘禁罪）、第153条（抢劫罪）、第182条（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虐待罪）存在争议。[11]我们认为，1979年刑法未规定结合犯条款，认为存在结合犯的观点是误将其他犯罪形态混同于结合犯。

　　1997年刑法中是否存在结合犯，值得思考。有观点认为第229条第1款规定的是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2款规定的是受贿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由受贿罪和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合成的结合犯。[12]我们认为，第229条第1、2款仅规定一个罪名，即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2款仅仅是第1款的加重构成。因此，1997年刑法典第229条并未设置结合犯。值得争议的是第239条绑架罪是否结合犯。有观点认为，1997年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罪是典型的结合犯，由敲诈勒索罪和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结合而成。[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或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它是《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2条增设的罪名。1997年刑法典继承这一规定，并增加“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这一行为方式和赋予独立的法定刑，同时将以出卖为目的的行为作为加重情节并入后面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中。[14]绑架人质与勒取赎金均属本罪的实行行为，绑架是勒索的手段，二者密切结合。然而，绑架罪的成立并不要求两个行为同时具备，只要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就具备本罪的客观要件，达到本罪的既遂。因此，绑架勒索罪并不符合结合犯的构成，而属于牵连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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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案而言，有观点主张应定绑架罪从重处断，也有观点主张应按绑架罪与故意杀人罪合并处罚。绑架勒索罪中“致人死亡”结果，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外界某些不利情况或绑架方法过失或由于而致使被害人死亡；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将被害人绑架之后，由于被害人反抗或为了灭口、或因勒索财物不成而故意杀害被害人。刑法第239条明确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本案中，行为人陈某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而杀死被害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结果加重犯情形，直接依照量刑即可。

　　（黄京平  蒋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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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7、76、77页。

　　[2] 参见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3页。

　　[4] 参见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第389—390页；喻伟：《结合犯新探》，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

　　[5] 参见喻伟：《结合犯新探》，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

　　[6] 参见喻伟：《结合犯新探》，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第80页；顾肖荣著：《刑法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7]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548页。

　　[8] 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6页。

　　[9] 关于日本刑法典第241条“强盗强奸罪”结合犯条款的设置，黄京平博士学位论文作了较为详尽的解说。具体可参见黄京平博士学位论文：《罪数与并罚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1995年印，第51页。

　　[10] 参见喻伟：《结合犯新探》，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张羽：《关于完善数罪并罚制度的几点建议》，载《广东法学》，1989年第5期。

　　[11]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页以下。

　　[12] 参见周振想主编：《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13] 参见孙建国、汤留生主编：《新刑法原理与实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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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参见赵秉志主编：《新旧刑法比较与统一罪名理解与适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