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种族隔离制度消亡的“布朗案”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宪法修正案，以确保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作为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某些种族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的州却曲解宪法，在本州法律中规定对学校、公共交通等公共生活领域实行黑人与白人的隔离。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中，对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平等条款的解释认可了“隔离但平等”的理论，判定实行学校种族隔离的做法是允许的。这种法律上的桎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终于被“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打破。

　　奥利佛?布朗是一名铁路工人，居住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1950年9月，奥利弗7岁的女儿琳达就要上小学三年级了。虽然距离布朗家不远就有一所小学，但在此前的两年间，琳达每天要穿行21个街区去另一所学校上学。原因无他，布朗一家是黑人，而当时托皮卡的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白人学校不招收黑人学生。

　　不忍心看着小小年纪的琳达继续奔波，奥利佛来到了附近的白人小学，学校干脆利落地拒绝录取琳达。奥利佛本身并不热衷政治，但为了女儿，他去向本地的全国有色人种福利促进会（NAACP）求助。

　　NAACP的领导人麦肯雷旗帜鲜明地支持布朗一家，为他们找来了著名律师瑟古德?马歇尔（美国最高法院后来的首位非洲裔首席大法官）。1951年3月22日，奥利佛联合其他一些居住在托皮卡的非洲裔儿童的家长，向堪萨斯法院起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要求废除托皮卡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

　　1951年6月25日至26日，法院开庭审理。教育管理委员会的律师振振有词地诡辩道，根据最高法院1896年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所作出的判决，种族隔离制度与宪法并不冲突，是一种“隔离但平等”的制度。于是，法院驳回了起诉，奥利佛等人当即提出上诉。

　　虽然暂时遇到挫折，但NAACP并不气馁，各州分部纷纷策动当地的黑人提起类似的诉讼。低级法院或者直接否决诉讼请求，或者延期审理。案件一个接一个地提起、审理、上诉，如同雪球越滚越大。终于惊动了最高法院，全案被合并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1952年12月，最高法院审理了本案。九位大法官形成了两派意见，雨果?布莱克等人认为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信条”， 斯坦利?里德等人则坚持该制度并未违宪。首席大法官弗莱德?文森虽未直接表态，但明显倾向于后一派。双方经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最终以各退一步的妥协告终——驳回上诉。如此一来，本案并未作出实体法律上的结论，原告也可以新的理由提请重审。

　　1953年9月，正当瑟古德?马歇尔等人紧张地做着提起重审的准备工作时，一则意外的消息传来：首席大法官文森因心肌梗塞去世。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伊尔?沃伦继任首席大法官。

　　伊尔?沃伦曾任加州检察总长，后又三度被选举为加州州长，是一位积极提倡民权活动的政治家。在他的努力下，布朗案获准重新听证。沃伦与其他大法官们耐心地进行沟通，彼此交换意见，逐一说服反对者。最终，连岩石一样顽固的斯坦利?里德也改变了立场。

　　1954年5月17日，最高法院以九票对零票裁决：根据肤色、种族、出身将黑人学生与其它种族隔离开来，剥夺了黑人学生受教育的平等机会，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1954年的秋天，奥利佛的另一个女儿谢莉顺利进入了布朗家附近一所混合学校，开始上一年级。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从法律上宣告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消亡，大大促进了20世纪50年代波澜壮阔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著名学者罗伯特?博克评价该案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判例”，而耶鲁大学宪法学教授杰克?巴尔金则认为布朗案“堪与莎士比亚、荷马和弥尔顿齐名，它所树立的规则理念已经成为人们感知宪法的基本出发点”。（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