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吸引了名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流入，促进了避税地的技术革命。国际避税地形成的条件，不但能直接吸引外国技术软件和技术硬件的进口，而且随着外国的现代化工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兴建，也培养了一批可以熟练掌握先进技术与先进设备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以缩短与先进技术国家的差距。

　　3、刺激了相关部门的配套发展，扩大了避税地经济发展规模。原来国际避税地一般生产都比较单一和落后，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部门增多，本国和本地区相应配套工厂的建立，逐步改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即使是消极投资，也会刺激建筑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应地扩大了经济发展规模，扩大了就业面。实际上，由于避税地经济模式的建立，对该地区的整体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都发生了带动促进作用。这可以从香港、新加坡的高速发展以及开曼、巴哈马的持续繁荣中得到印证。一些国家和地区正是利用避税地模式，开创经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

　　避税地的大量存在，对世界经济及避税地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是：

　　1、由于国际避税地对外国银行帐户、所有者的秘密和财务记录都有较好的保密措施。巴哈马、百慕大、开曼、列支敦士登、瑞士、巴拿马等，都实行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避税地对经营和银行所具有的保密功能，不仅使避税地成为国际避税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纳税人利用来从事非法偷漏税活动的重要渠道，以至进行各种非法经营活动，成为国际贩毒活动的“洗钱”中心和非法所得的“安乐窝”。

　　2、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正常流动，造成跨国投资的分散化。避税地的低税特点，使得跨国公司纳税人趋之若鹜，林林总总的基地公司云集在一些弹丸之地，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构的，其目的仅仅是为了避税。据统计，目前设在开曼群岛的基地公司多达18000多家，银行500多家，保险企业360多家;设在百慕大的基地公司有4500多家。这么多的公司，有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却很少，不会给避税地国家或地区带来具有实际意义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往往只是一些挂着一块招牌的公司。由于各个避税地之间的相互竞争很激烈，为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和外来资金，各避税地都竞相提供更加优惠便利的税收保证。这样相互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造成国际资本流动的游荡性，使得有限有跨国投资和营业活动过度分散，难以满足避税地发展经济的需要。其消极方面往往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就是从事真正营业活动的各种银行和金融公司，它们所进行的也往往是消极投资，一有风吹草动，或有更好的避税地，便马上把资金转移到能获取更大利润的地方，从而给避税地已形成的金融系统造成极大影响，给避税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害。

　　3、国际避税地经济发展常受制于他国，处于被动地位。国际避税地吸引的大多数投资都很不稳定，投机性大，吸引的长期投资和直接投资不多。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只有真实的资本流动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着资源的重新配置，代表着向避税地国家输送先进的设备、技术的直接投资和长期证券投资才有积极作用。因此，多数避税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健康的。避税地用来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往往因为资本输出国单方面所采取的反避税措施而被部分抵消，甚至完全不能发挥作用。一旦资本输出国摘除了国际避税地给予避税者的护身符，国际避税地的输入资本就可能大量逃走，有进甚至影响当地的整个经济形势。例如1972年以前，在大洋洲中诺福克岛注册的公司有1500家，当1972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禁止该国居民再使用诺福克岛时，澳大利亚的避税者便立即转向了瓦努阿图等其他避税地，诺福克岛便陷于萧条。

　　由以上国际避税地的利弊得失可知，避税地的存在，使高税国蒙受了很大的财政损失，自然成为高税国反避税的主要对象之一;一些国际组织也从维护税收公平原则的角度，对避税地加以否定，再加上国际避税地具有的特殊地理和财政经济条件，并不是多数国家所具备的，因此国际避税地道路不是一般国家、特别是大国和中等国家发展经济的捷径。但是，国际避税地吸引外资的某些做法，确实值得我们的经济特区和保税区借鉴。在扩大对外开放、实施对外贸易多元化战略时，我国一方面应加强反避税工作，打击避税，保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在闯国际市场及对外投资中，在不违反国际税法、不损害我国利益的情况下，应学会利用国际避税地这一国际“惯例”，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