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看“富士康诉讼”

　　“富士康诉讼”轰轰烈烈，来去匆匆，却留给人们不少法律话题。从“恶始”到“言和”，为时两个月“富士康”叫板传媒从业个人期间，中国的传媒从业群体空前一致，同仇敌忾，“富士康”淹没在一片谴责声中。但最终以工商巨头愿握手言和告终，表明了在中国特殊的人文社会环境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媒体在民众心目中有很高的公信力，媒体的立场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表，媒体应当义不容辞承担起推进中国民主法治的责任，“富士康诉讼”再次证明了这个命题。

　　诉讼是法治社会寻求和谐的最终途径，也应是最有效途径。“富士康”如认为报道失实，可以依法维权，寻求诉讼途径讨“说法”的做法，应当得到认同。作为承担公众知情权的传媒，理应经受得起对公众负责的法律审查，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诉讼。报道“富士康”存在劳工保护问题，目的在于促使“富士康”更好地保障劳工合法权益，而不是整垮“富士康”。“富士康”敢于诉讼，也是舆论的力量将“富士康”推到法庭，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促使“富士康”依法保护劳工权益的舆论监督目的。当然，作为被公众传媒批评者，通过诉讼讨“说法”，对公众传媒进行司法审查，必须言行得当，举措得体，模糊适用法律，明知不行而故为地确定诉讼主体、确定诉讼标的，不仅无助于依法维权，还会遭来滥诉恶讼的“罪名”。

　　司法是维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固然需要依法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公众的知情权、媒体的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但同样也要依法保护企业的名誉权，两者并行不悖。当事人“起诉”不等于“胜诉”，法院受理“起诉”不意味着“起诉”有理。不告不理，是民商事诉讼特点，但也不等于人民法院有诉必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要有“明确的被告”等四个条件，以及第11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起诉是否符合条件，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立案受理。

　　基于“富士康”起诉的内容，足以看得出应当如何确立当事人，法院在受理起诉时应尽程序性审查责任，应当根据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6条的规定，“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在“富士康诉讼”成为公众事件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受理“富士康”起诉符合诉讼法规定，不存在程序瑕疵的说法过于简单，给人“有诉就理，来者不拒”的感觉。诉讼过程中，“富士康”主动追加诉讼主体，变更诉讼标的，均证明“富士康”的“起诉”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公众认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疏于起诉审查，并产生众多推测，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富士康诉讼”公众事件中受到来自方方面面质疑在所难免。如何正确看待诉讼，司法机关如何严格依法办事，公正司法，应对公众事件，既是“富士康诉讼”引起的话题，也是题外之题。(王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