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1979年刑法典第153条规定的“抗拒逮捕”之不足，现行刑法典将“抗拒逮捕”改为“抗拒抓捕”，这是立法趋于完善的表现，必然为正确适用刑法典第269条奠定基础。

　　“毁灭罪证”，是指销毁和消灭其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等犯罪行为的痕迹或者其他物证书证，以掩盖其罪行。例如，行为人伪造证明前去诈骗金钱，该假证明就是其实施诈骗犯罪的证据，行为人的假证明被对方看出漏洞而予以扣留，行为人唯恐其罪行留下证据，想毁掉假证明尔后逃窜，遂一把从对方手里夺过假证明掷入炭火盆中，对方急上前欲将证明抢出，行为人猛挥拳将对方打倒在地致伤害，随即逃走。这里行为人就是为了毁灭其诈骗的罪证而当场实施暴力的，应依第269条定为抢劫罪。

　　总之，适用刑法典第269条的主观条件，就在于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行为人只要为其中一个具体目的而当场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即符合该条的主观条件。但从司法实践看，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往往可以是为了同时追求其中两个以上的目的，例如，盗窃犯窃得财物后被人追捕，盗窃人拿出刀子威胁追捕者不要再追，要带赃物离去，扬言否则就要当场杀死追捕人，这里，盗窃人实施暴力威胁的目的，就应当说同时包括了窝赃和拒捕。此外，相对来说，实践中这类案件里行为人的具体目的，以拒捕最为常见，防护赃物次之，毁灭罪证又次之。

　　最后还应当强调指出，并非在盗窃、诈骗、抢夺过程中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的，都符合刑法典第269条的主观条件而应定为转化型抢劫罪，如果行为人在盗窃、诈骗、抢夺的过程中或得逞后虽然实施了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但其目的不是为了窝赃、拒捕、毁证的，就不能适用刑法典第269条定罪。这大约有两种情况：

　　其一，应直接定抢劫罪。这是指行为人在盗窃、诈骗、抢夺过程中，被人发现或发现现场有人或者遇到了反抗等阻力，不是出于窝赃、拒捕或者毁证的目的，而是出于临时转变的强行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当场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手段来非法夺取财物，这就完全具备了刑法典第263条典型的抢劫罪所要求的主客观特征，对这种案件不应依第269条定为转化的抢劫罪，而应直接按第263条抢劫罪定罪判刑。例如据报载有这样一个案件：1986年9月16日下午，某粮店女营业员郑某乘公共汽车去银行送交当天的营业款。在车上她发现某甲偷拿她提包中的公款，郑抓住甲偷钱的手并呼喊“不许偷拿公款！”甲见状一边恶言威胁，一边用力向外拽钱。郑拼命护住提包，甲竟疯狂地用拳头猛击郑的头部，打破郑的眼镜，打得郑满脸是血。后由于郑仍拼命护包，甲见难以得逞，在车到站时下车逃走。参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0日第5版。本案某甲在盗窃过程中被郑发现并予以反抗，甲实施暴力和威胁不是为了窝赃、拒捕和毁证，而是为了公然强行非法夺取公款，属于典型的抢劫罪，应适用1979年刑法典第150条直接定罪量刑。再考虑到某甲转而实施抢劫的时间地点及其猖狂性，虽属抢劫未遂，也应从重至少不应从宽处罚。当然，如果此案发生在1997年10月1日以后，则应依第263条处理，不过结果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