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观点认为，1979年刑法典第153条即现行刑法典条第269条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并非限定财物要达到“数额较大”。如果财物数额虽未达到“较大”，但暴力行为严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适用刑法典第269条；但刑法典第269条也不是把数额很小的小偷小摸行为都包括在内，如果先行实施小偷小摸行为，后为窝赃、拒捕、毁证而使用暴力的，不能依照刑法典第269条定抢劫罪，应按其实际情况对暴力行为定伤害罪或杀人罪。参见陈兴良等著：《案例刑法教程》（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从1979年刑法典第153条即现行刑法典第269条的犯罪性质和危害程度出发，从该条的立法原意及与抢劫罪的协调出发，再考虑到执法协调统一和标准明确一致的需要，适用刑法典第269条定罪时，不应对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数额作任何限制，它既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也不宜排除“数额过小”。只要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无论既遂还是未遂），为窝赃、拒捕、毁证而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结合全案又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就都应当按照刑法典第269条定罪，而不应定为其他犯罪。参见高铭暄、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4～575页。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即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既不要求数额较大，也不要求构成犯罪。但理由须进一步予以阐述。

　　（1）从立法原意看，我国刑法典第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并不限于盗窃、诈骗、抢夺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典第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理解为有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故意并且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因为，立法者在制定这一条文时的出发点，是考虑到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抢劫罪转化的情况，对这种行为有必要予以严厉的惩罚。既然刑法典第263条对抢劫罪没有强调财物数额较大的限制，那么，对于这种转化情况就没有必要强调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程度。当然，如果先行盗窃、诈骗、抢夺财物的数额很小，当场实施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也很轻，综合全案情节符合刑法典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规定，应依法不认为是犯罪，自然也谈不上适用第269条。应注意的是，这里不是基于财物数额这一因素的作用，而是由于案件的综合情节尤其是后行的暴力或暴力情节显著轻微，才决定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