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行为人进行了抢劫罪的预备活动，这种预备活动的性质和危害程度相当严重，显然达到了应受惩罚的犯罪程度的，例如预谋杀人抢劫，预谋抢劫外宾，预谋抢劫商店、银行等等，但在着手实施时却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没有实施抢劫行为，仅实施了盗窃行为，所实施的盗窃行为又不足以构成犯罪的，例如，前往某处实施杀人抢劫，不料被害人不在，遂翻找拿走了被害人的几十元财物。对这种案件，如果按照实际实行的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定性，则只能属于一般违法的盗窃行为而不能构成盗窃罪。但这种案件的预备行为本身已达到犯罪程度，不予惩处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仅有该预备行为应予定罪，后又实施了一般违法的盗窃行为反而对全案都不能定罪，也显得不合逻辑和不合情理。因此笔者认为，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案件，可以考虑不贯彻以实际实施的行为性质来定性的原则，不采纳吸收犯中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的办法，而采纳吸收犯中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办法，以抢劫罪的犯罪预备论处，以准确地惩罚犯罪和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当然，对这种案件这样定性是否正确，这样解释是否妥当，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下着重探讨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沿革和适用条件问题。

　　（一）立法沿革

　　早在我国古代刑法中，例如《唐律。贼盗》第281条里，就有了“先盗后强”属于强盗罪的规定，即行为人先行秘密窃取财物，被人发觉之后而实施暴力或威胁的，应按强盗罪论处；但是，该条同时又规定，如果先行窃取财物被失主发觉后就丢弃财产逃走，在失主追捕时行为人使用暴力或胁迫拒捕的，不应定强盗罪，而要按照“斗殴”及“拒捍追捕”法条处理。参见（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6～357页。以后的宋元明清诸代法律，基本上沿袭了唐律的上述规定。这些规定把先行的侵犯财产行为仅限于盗窃一种，而且要求，窃财后未予丢弃而实施暴力或威胁的，才能以强盗罪论处。旧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大清新刑律》第371条规定：“窃盗因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湮灭罪证，而当场实施强暴、胁迫者，以强盗论。”与封建刑法的有关规定相比，该条没有要求窃财后未予丢弃，而且概括指明了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胁迫的护赃、免捕、灭证三种主观目的。1928年颁布并于1935年修正的国民党政府的刑法典第329条，基本上承继了《大清新刑律》第371条的规定，但在先行的“窃盗”之处又增设了“抢夺”，即先行盗窃或抢夺，因护赃、免捕、灭证而当场实施暴力、胁迫者，均以强盗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