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国公司法却是固守着违反忠实义务的绝对禁止原则。除了在禁止自我交易一项中规定如果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可以免责外，其他各种行为从文义上解释都是绝对无效的。其实，自我交易以及动用公司财产的行为未必对公司有害，股东大会如认为对公司有所助益，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允许其追认有效。因此，我国公司法在修改时可以仿效美国法规定：如果该行为不影响公司的机会，或能为公司带来 利益，也可以由股东大会追认，这样董事同样可以免责。

　　（二）借鉴美国法的经营判断规则，建构我国的董事利益保护机制

　　与美国法相比，我国公司法在董事利益保护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公司法第47条第2款与第115条第2款都规定：“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第118条第3款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这是该法目前仅有的直接保护董事利益的条文，但不难看出这些规定有些不当。根据民法基本理论，无论董事与公司间的法律关系属于代理关系、信托关系或是委任关系，股东大会可以随时解除董事职务。当然，由于董事地位的特殊性，各国公司法实践普遍对民法基本理论做出相应调整。我国台湾《公司法》的规定就很有代表性，该法第199条规定：“董事得由股东会之决议，随时解任：但定有任期者，如无正当理由而于任期前将其解任时，董事得向公司请求赔偿因此所受之损害。”在缺乏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规定的情况下，我国公司法的上述规定远非对董事在公司要求其履行必要义务后的保护，简直就是一种低效率的纵容，如此规定，实在不符合公司注重效率、追求利润的本质目标。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环境和市场经济的成熟，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面临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挑战，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市场风险无处不在。寻求董事义务体系构造与董事利益保护机制间的相对平衡，以便在严格监督董事忠实、谨慎行事的同时为董事提供合理的利益保护机制无疑是激发董事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作为市场经济极其发达的美国，其公司法对董事利益有较为完善的保护措施，有许多制度值得我国参考。而经营判断规则的借鉴或引入实为首要，因为公司最重要的莫过于经营行为，其它行为都围绕它而运转。而且如上文所述，经营判断规则已有从程序规则向实体法转化的趋势，且法院对经营判断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已扩大。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日趋完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信息的有效性相对不确定，市场风险进一步增大，董事在经营决断中的不确定性加剧诉求法律对其善意决断的保护，否则常易受到股东攻击致商机丧失。考虑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特征，公司已成为我国承担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的主要经济组织，要维护公司的高效运转并保持其活力，法律应该为公司董事的善意经营决断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所以引进在美国法上日益完善的经营判断规则实为首要。我国已经有学者认为应该引进经营判断规则。[13]笔者也赞成此一主张。因为，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的注意与忠实义务规定本就不健全，如能引进美国判例法发展起来的经营判断规则，无疑对促进我国立法上对董事义务体系构建的完善，以及在董事的义务与利益保护间寻求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裨益莫大。

　　注释：

　　[①]  [美]汉米尔顿。公司法概要[M].李存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51。

　　[②] Solomon，Coporations：Law and Policy[J].3rd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94.695-696。

　　[③]本段判决，其原文如下：“[A] fter-the-fact litigation is a most imperfect device to evaluate corporate business decisions.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a corporate decision are not easily reconstructed in a courtroom years later，since business imperatives often call for quick decisions，inevitably based on less than perfect information.the entrepreneur`s function is to encounter risks and to confront uncertainty，and a reasoned at the time made may seem a wild hunch viewed years later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perfect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