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设立说也有其缺点：首先，如果单独采用公司成立地标准，可能导致规避法律 ，并最终导致公司身份法与确定其身份的国家失去实际的联系。其次，尽管该学说有利于法的安定性，但是由于公共利益或者公共秩序限制，其实际意义也会降低。还有就是导致各国在公司立足地的选择上进行恶性竞争。在设立说的以上缺陷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导致大量的规避行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避税。例如实践中，很多的投资人选择在避税天堂或者低税国家设立公司，然后到税负高的国家实际从事经营活动。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其次是获取政策优惠，包括税收优惠。这种现象在我国尤其应当引起注意。我国存在着“假外资企业”和“假合资企业”现象，即中国投资者在国外设立公司，然后以外国公司的名义在中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中国的税收优惠，而其在国外设立的公司基本上没有开展业务。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 都会出现“假外国公司”（pseudo foreign corporation）。第三，国家之间公司立法的 差异也是产生法律规避现象的重要原因。以美国为例，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页，实践中就导致各州在公司立法上的恶性竞争，例如放松对债权人和少数股东的保护。美国法官白兰迪斯（Brandies）于1933年就坦言，各州吸引公司到本地进行设立登记的恶性竞争，不是在鼓励公司靠勤劳取胜，而是在尽量松懈对公司的管制。特拉华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州，但是该州的公司数量是美国各州中最多的，不仅大量的中小公司，而且1/3以上的上市公司也落户在该州。以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特拉华州靠的是优惠措施和便捷的审批程序，不过现在人们发现，特拉华州的真正魅力还在于投资者对该州的公司法治的信心，该州在公司法方面拥有一流的立法者，一流的公司法官和一流的公司律师。[6] 可见，设立说对公司立法的启示就是，一方面它可以促进各国在公司立法上的良性竞争，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各国在公司立法上的恶性竞争，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可 能出现这种现象。

    三、住所说

    住所说（seat doctrine）也称本座说[7]该学说其实有很多的变种，例如总部（headoffice）所在地标准、实际管理地标准等。与设立说相反，该学说就是不考虑公司在哪 个国家设立，而是只看公司的总部或者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然后以此地国家的法律作为公司身份法。例如，一家在美国华盛顿州设立的公司在墨西哥从事采矿活动，这家公司的管理地点在德国汉堡并且实际上在汉堡从事管理活动。这家公司与一家德国公司发生不动产纠纷而被告上德国法庭。该案表面上属于合同纠纷，但焦点则是公司的经营权限，该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公司法的规定。这就牵涉到何者为该公司的身份法问题。最后德国的法院按照德国公司法进行判决，其依据就是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地点在德国。不过，后来德国联邦法院根据德美友好关系法在一个类似案件中承认了美国奉行的设立说。 [8]目前，主要是一些欧洲大陆国家采用该标准。该标准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只看实质而不看形式，公司身份所属的国家与公司实际从事活动所在的国家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有效地防止假外国公司的产生，也可以防止各国在公司立足地选择方面进行法律上的恶性竞争。其次，该学说的优势还在于有利国家行使其管辖权并贯彻公共政策，例如欧洲大 陆国家关于公司的民主决策制度和社会保障措施等。[9]

    不过，该标准同样存在缺陷。首先，按照实际管理地标准，当公司将总部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其身份法就应当相应地转移。相应地，公司就应当首先解散，然后在另一国家重新设立，这无疑意味着公司会因此增加额外的成本。对于某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公司而言，其重新设立很可能意味着自身形象的变化。其次，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不仅从事跨国业务的公司越来越多，而且在外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公司也越来越多，一个跨国公司可能有很多的活动中心，例如很多的跨国公司的生产中心可能在中国，而其研究与开发中心可能在欧洲或美国，其总部或者董事会所在地则很可能在税收比较低的国家，而其销售网络则可能遍及全世界。这个时候，虽然仍然可以判断出一个主要活动地点并用来确定公司的身份法，但是无论如何都已经不合理。因此，尽管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主要采用实际经营管理地标准，但是德国也有学者反对这种理论，且在实践中 也不能彻底贯彻该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