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未就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在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请求，而自愿接受合同的拘束，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必主动审查合同是否己经成立。但由于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因此对无效合同应实行国家干预的原则，无须经当事人是否主张无效，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主动审查合同的效力，如发现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应确认该合同无效。有关国家行政机关亦可对一些无效合同予以查处，追究无效合同当事人的行政责任。

　　第五，从法律后果上看，合同的不成立和无效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如果合同一旦被宣告不成立，那么有过失的一方当事人则应根据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赔偿另一方所遭受的利益的损失，如果当事人己经作出履行，则应当各自向对方返还己接受的履行。因合同成立主要涉及到当事人的合意问题，因此合同不成立只产生民事责任而不产生其他的法律责任。但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因为它在性质上具有不法性，所以无效合同不仅要产生民事责任（如缔约过失责任、返还不当得利责任），而且将可能产生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正是基于此点，我们认为，我国司法实践将合同不成立等同于合同无效，是不妥当的。

　　四、合同无效与时效规则的适用

　　我认为，关于合同的无效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做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要区分合同无效的确认与宣告无效后请求返还或赔偿损失的问题。就合同无效的确认而言，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也就是说，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公序良俗的合同，确认无效不应受时间的限制，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合同无效的确认是一个事实的确认，而不是时间对于权利的限制。

　　合同无效是法律规范对合同的否定性评价，只要相应的强制性法律规范或公序良俗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对此类合同进行否定性评价，则其违法性的状态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不因单纯的时间经过而发生改变。由于违法性状态持续存在，自然对合同无效的确认不应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但是，对一般的请求权而言，如果权利人不及时行使权利，权利行使之前的法律状态随着时间的经过而趋于稳定，为了保护此种法律状态及围绕其展开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法律通过创立时效制度，对权利的行使加以时间上的限制，来稳定己经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第二，对合同无效的确认适用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

　　时效本身就体现了“法律保护勤勉者，不保护懒惰者”的原则。财产的权利人虽然享有权利，但其长期“睡眠于权利之上”，不主动行使权利，则不利于物尽其用。无论是诉讼时效还是取得时效都具有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从而提高物的使用效率的功能。所以，法律设立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无效则因其违反了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不需要当事人积极主张无效，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

　　第三，对合同无效的确认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才符合社会整体的法秩序。

　　正是因为无效本质上具有违法性，是对社会法秩序的违反，如果对这种违法行为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就意味着法律容忍了这种违法行为井接受了其相应的后果，这就与社会整体的法秩序背道而驰。所以无效合同在任何时候被发现，都应当被宣告无效。如果认为确认合同无效应受时效的限制，则在一定的时间经过以后，违法的合同将变成为合法的合同，违法的行为将变成合法的行为，违法的利益将变成为合法的利益，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的宗旨和目的，也与法律秩序的形成相矛盾。

　　从各国法律关于时效的规定来看，都认为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而不适用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属于确认之诉的范畴，在法律关系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只有先通过确认之诉确认法律关系的合法有效，才能由此种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产生相应的请求权及其他民事权利。我国《民法通则》中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也没有包括无效的确认，可见，《民法通则》的本意是否定对确认合同无效适用诉讼时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