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经济政策的发展决定了经济法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经济法的特性和组成。现代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越来越注重社会生活的稳定、发展和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从而决定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化，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经济政策手段的多元化和越来越采用经济方法，决定了经济法不再是国家强行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而是国家采用“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相结合、协调”的法律规范来实现平等与效率的最佳手段。现代国家职能与角色的分离，使得国家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为丰富，逐步参与经济管理与经营，出现了众多的国有企业，直接提供“市场失灵”下的产品或服务，同时政府本身的管理逐步向“企业化”接近， 从而在经济法上形成了从单纯的纵向管理干预经济的法律部门向“公私结合”、“纵横统一”、“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相协调”的法律部门的转变，使得经济法的主体制度得以将政府经济管理机关与市场主体相结合统一起来。

　　经济法的发展同时也促使经济政策的手段更加丰富、有力。广义上的经济政策也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法对公法和私法的结合，对经济生活的规范化、法律化的调整，使得经济政策更加趋向于稳定化。

　　对经济政策而言，经济法是它的法律表现，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和理论的发展使得经济政策理论的内容更加丰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法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已经从对经济政策扩大到法学领域，从而出现了“法和经济学”这一新学科。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法律制度对于经济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经济学家正是从最初研究反垄断法、税法、公司法、公共运输法等经济法出发 ，逐步将其视线投向了经济法的各个领域，而现在已经扩大到从宪法到婚姻家庭法的所有部门法 ，并且，对于当代法律的影响越来越深刻。而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正是经济政策成为结合点，“国家政策、税赋、补贴、收入再分配、财产权的确认和转让，即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法律……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和法学汇合了”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扩大使得经济政策更加注重与经济法的结合，更加注重国家对经济制度的保证，各国不断将经济政策上升为法律，使其具有更强的调节力。同时，法律规范的权利义务调整方式，也促使经济政策的本质发生变化，政策一旦取得法律的形式，便具有了法律规范中的权利义务调整方式的特性，从单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向对国家权威与私人自治的结合方式转变 .毫无疑问，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共同对现代国民经济进行着全方位的调整。

　　二

　　制度，是“一个由条例、法律或规则组成的系统或整体，包含着大量的和重复性的运作，就其作为一个组织有其独立的运作、存续及进一步的发展，其目标在于实施、实现、规制或批准、认可法律、规则，以及其他一系列同样的特殊产物” .，“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 ，制度的最初含义就与法律规则、与经济规则有紧密的联系。

　　法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对制度的认识紧密相关。传统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类似于自然法则，“人类的法律告诉我们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指望社会将作什么；而自然法则则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指望社会将作什么” ；纯粹规范法学派更认为，“法院所适用的法律并不是描述或解释实际事实的什么论著。法律并不是作为科学认识产物的定理体系，而却是一批调整法律共同体国民和机关行为的规定” ；而社会法学派则认为法律只是一批事实而不是一种规则体系，是一种活的制度，而不是一套规范 ，正如霍姆斯所指出的，“我们所说的法律，实际上就是对法院将要作出何种判决的预期，而决不是其他” .由此，制度也被相应的认为是规则还是实体，产生了法学领域的规范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分野。现代的法学家越来越注意到这一分歧导致的法学理论的矛盾之处，从而促使各个法学派趋向于融合 ，制度法学的提出，是这一趋势的最鲜明的体现，“制度法论强调一个法律体系存在的要素是一个规范性体系与一些组织以及一些也具有可以见到的一面的社会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使得困扰法学领域的“应然”与“实然”得到统一，使得法学更加准确的反映现实。正如伯尔曼指出的，“法律不仅仅是事实，它也是一种观念或概念……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而来，又是从社会中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法律有助于对这两者的整合” ，制度在法学中的再认识，促使法学家对于制度规则与制度现实之间的相互能动性，利用法律规则来实现社会控制的目标，以及研究现实中的法律和理念中的法律之间的差别及其改进，理解国家在当代生活中的变化，都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