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唯利性、被动性和滞后性，民法更完全无法解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民法的局限性逐步暴露，于是自身作了一些调整，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例如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契约神圣和契约自由原则作了修正，此外还对所有权的绝对性作了必要限制，增加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等。这就是民法的现代化、社会化过程。但民法的所有这些自峰调整，毕竟难以补救市场固有各种缺陷。

　　行政法对于市场缺陷虽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依凭行政措施毕竟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它还往往排斥市场机制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制约社会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有时甚至造成经济的畸形。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管理经济的方式及其后果，足以表明这一点。传统的国家行政管理和行政法适应着传统的国家职能的需要，国家担负调节经济的职能后，行政和行政法的任务也有所扩展，它们要从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执法角度，配合国家调节职能的实现，配合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例如国家财政税收，如今不再单纯为了保障国家活动经费的需要，而担负着以财政税收政策和财政补贴、税率等经济杠杆和政策工具，调节经济的任务。在这里发生着行政法与经济法的交叉。

　　经济法的出现和作为其出现的社会背景和根源的经济与社会的变革，所引起的法律部门的变化，不限于民商法和行政法，还包括刑法等各个部门法，甚至宪法原则也发生了变化。以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为先例，即确立了“社会化”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并授权政府实施有关调节措施。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发生的整个法律体系的变化。

　　法的体系本来也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的活动的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和种类逐渐扩大，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也逐渐增多，法的体系越来越发达。人类早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比较单调，社会关系不甚复杂；加之那时候国家职能活动始终紧紧围绕维护政权这个中心，所以那时的法律体系也不甚发达，尚未区分各种不同的部门法，而是诸法合体，并以刑为主。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的体系才逐渐分立出各种不同的法律部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而言，民法首先同刑法分离而独立。然后才是经济法的出现。可见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适应国家职能发展的要求，而且也符合法的体系演变规律。

　　下篇 全球化与调节机制及法律的变化新趋势

　　四、市场全球化与国际调节

　　本文以上论述的，是自19世纪末开始由于生产社会化、特别是垄断的形成和发展，使市场各种缺陷显露，经济的调节机制和法律体系发生了相应的重大变化。市场还在继续发展变化，调节机制和法律也在发展变化着。当前，市场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新的经济调节机制即国际调节正在形成和发展；相应地，保障经济调节的法律连同整个法的体系也正在出现新的发展趋势。

　　市场的国际化现象本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进程加快。世界贸易明显自由化，国际资本市场逐渐放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但在过去几十年，总的情况仍是各国经济以本国为主的。只是近一、二十年来，市场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了。其原因主要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能。而冷战的结束和各种管制的放松或取消，为国际联系和全球化创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跨国信息交流促进世界范围内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联系。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和资本流动性规模越来越大，数10万亿美元的国际流动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可盈利的投资。跨国公司超越国境自由驰骋。各国都在创立开放的企业制度，从全世界吸引高级人才，利用别人的基础设施、资本和资源。除了传统的国际商品和劳务交易及一些早期自由化行业外，许多原来局限在比较封闭的国家经济中的本地行业，也纷纷转变到了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体系。甚至各国农业也受到全球化的猛烈冲击。如今全球化正在使那些具有超凡实力的生产者同20亿靠手工劳作的农民处于竞争地位[2].又据统计，“在全球可竞争的”世界经济值-即向产品市场、劳务市场和资产市场的全球竞争开放的世界经济值-将从1995年的大约4万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1万亿美元以上[3].自1948年成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关税如今已降到平均4%以下的水平，只有最初的1/10.许多进口限额取消了。补贴受到严格的约束。半个世纪中，商品出口增加15倍，这种增长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一起，把国民经济更紧密地同全球网联系在一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