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1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没有明确哪些社会团体可以免于登记，只原则性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1989年12月《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解释，“工会可以按工会法办理，其他所有社会团体都应进行登记。但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侨联、作协等社会团体可简化登记手续，即不必提交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直接向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18] 不过，由于是否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义，存在着解释上的不确定性，实践中许多民间组织并没有被民政部门一律当作“非法组织”，而是处于“合法民间组织”与“非法民间组织”之间，可以称之为“法外民间组织”。如数量巨大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它们大多没有经过民政部门的登记，不需遵循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两个重要法规，它们的法律性质不明确，没有法律上的地位。但是，“法外”与“非法”之间并没有清晰可辨的界限或距离，尤其当国家执法部门针对民间组织进行清理整顿时，“法外”随时可能被当作“非法”的。因此，本文将这些组织一并纳入“非法民间组织”概念中加以讨论。

　　[19] 由于1998年我国刚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所以无法按照当时的登记数字进行计算。按照《暂行条例》第31条的规定，在条例施行前已经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必须在条例实行之日起1年内，即1999年10月25日以前申请登记。另外，民政部1999年12月30日发出《关于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从2000年1月起，对在此之前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复查登记，复查登记完成的时间“最迟不得超过2000年12月底”。即使考虑到复查登记工作的复杂性和需要更长时间的可能，2002年底的登记数字，也应该是已经非常确定的。

　　[20] 康晓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载《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21]“徐瑞新副部长在部分社团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1996年5月21日），载民政部社团管理司管理处编：《社会团体管理工作手册》（内部资料），1996年7月，第132页。

　　[22] 参见张连珍：《积极探索社会团体改革努力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有关民间组织管理最新法规政策摘编》（内部资料），1998年12月，第139页。

　　[23] 参见欧广源：《探索新时期社团管理新路子为社会稳定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有关民间组织管理最新法规政策摘编》（内部资料），1998年12月，第126页。
 
　　[24] 吴忠泽、陈金罗主编：《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另参见康晓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载《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5] 相关法律规定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第三章“成立登记”，第四章“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第五章“监督管理”。关于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事项及年检中的部分事项，《条例》并未作统一规定，但实践中各地的做法大同小异，本文参照了广东省的规定，见广东民间组织信息网//www.gdmjzz.gov.cn/articleshow.jsp？m=1&articletypeid=37.

　　[26] 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认清形势解放思想开拓我国社团管理工作新局面-在全国社团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2年9月16日），载民政部社团管理司管理处编：《社会团体管理工作手册》（内部资料），1996年7月，第107页。

　　[27]“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在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12月6日），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民间组织管理最新法规政策汇编》（内部资料），2000年6月，第137页。上海原市区（县）共有管理干部60人，此50名编制是1999年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副局级的社会团体管理局时增批的。参见“民政部副部长徐瑞新在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99年12月8日），同前引资料，第141页。此外，天津市市级社团管理机关从建立初期的7人增加到17人，各区县也设立了专门机构并配备专职管理干部5人，1998年建立了由27个党政部门组成的社团管理工作网络（天津市副市长夏宝龙：《服务大局支持改革努力探索社团工作新路子》，同前引资料，第163－165页）；山东省“1996年在省机构改革刚刚结束、机构编制冻结的情况下，经省政府特批成立了山东省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办公室，在原10个行政编制的基础上，又核增了5个行政编制，同时，相应地增加了办公经费”（山东省副省长林廷生：《着眼稳定大局加强管理引导促进民间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同前引资料，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