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依照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除非有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该退学处理决定应当推定有效；如果相对人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定方式提出异议，该退学处理决定的效力不应再受攻击。在本案中，尽管有部分师生曾替田永向校方及国家教委提出异议，但没有证据表明田永本人曾经提出申诉。这是否导致退学处理决定产生终局效力，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但鉴于现有法律未对此类处理决定规定明确、完善的救济方式和期限，更由于本文的意旨不在于论证法院判决的是非，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悬挂。

　　[6] 例如，国家教委1998年发布的《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14条规定：“在考试中有夹带、传递、抄袭、换卷、代考等考场舞弊行为的……”国务院1988年发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第37条、国家教委1992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处罚暂行规定》第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7] 通常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类似处理，不属于行政处罚，而类似于行政处分。《教育法》第28条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奖励或者处分”的措辞，以及先前有关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规定，都反映了这一倾向。尽管在我看来，这种区分和归类是可以再讨论的，但考虑到通行见解以及本文的旨趣，仍从通说。

　　[8] 强制退学如该《规定》第30条“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

　　[9] 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两年时间内，依学校规定，共对23名作弊学生作退学处理。

　　[10]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第28条、第43条。

　　[11] 这似乎与前述不采纳学校规定的说法有些矛盾。它反映出法院在行政诉讼法证据范围的理解上有些问题。不少学者和法官根据《行政诉讼法》证据章第32条“被告……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措辞，把规范性文件也当作证据的一种。这种观点导致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类似于对证据的审查。

　　[12]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2条规定，违纪处分方式包括：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

　　[13] 对于合理性原则是否适用行政立法等抽象行政行为，学界仍有不同看法。但从它在行政法学体系中的位置和学者对行政法基本原则涵义的阐述看，合理性原则适用抽象行政行为应该没有疑问。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第60～6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14] 国内已有学者对法法律上利益衡量的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参见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第230～2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粱彗星《民法解释学》，尤其是第十五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此外，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个案研究，如粱彗星《电视节目预告表的法律保护与利益衡量》，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后收入作者文集《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苏力《〈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15] 参见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16] 参见于安《德国行政法》第29～3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张国勋《必要性原则之研究》，载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三民书局1994年出版。

　　[17] 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第76页，1998年出版；（日）盐野宏《行政法》第45页，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18] 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第64～80页，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出版；林惠瑜《英国行政法上之合理原则》，载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三民书局199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