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法官的专业素质问题是一个因中国社会转型而发生的司法知识转型的问题。尽管从理论上看法学院的教育培训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促成法官专业素质的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现有的法学院传授的知识不大可能弥补这一缺陷，而必须通过司法实践知识的积累和法学院教学的改革来完成。

　　关键词：法官素质，社会转型，司法知识

　　法学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法学界明确系统地提出了法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问题。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和突出的问题，引起了法律界和法学界的普遍关注。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就将“法官的整体素质”问题列为人民法院面临的第二大问题。《纲要》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遴选法官的（我将另文分析），另一方面就是本文将集中讨论的法官教育培训（《纲要》第36条）。

　　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都是积极的，目标是为了完善中国的法治，促成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总体而言应当予以鼓励。但是，在我看来，尽管司法界、法学界和法律界已经意识到法官职业素质是中国司法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对这个问题的所谓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概念先行和普法宣传的层面，不仅严重缺乏经验的考察和细致的因果关系分析，而且常常为了保持改革的勇气而有意无意地拒绝关注和理解这个问题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因此带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本文试图把法官素质问题以及相应的回应措施放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来考察分析，从而展示这个问题的历史性以及可能之改革措施的历史性。本文首先针对目前中国法学界、司法界关于法官讨论的理想主义话语。我提出，作为一个当代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我们必须区分理想的法官和合格的法官。随后，我将分析法官素质问题在当代中国是怎样成为一个问题的。我的论点是当代中国法官的专业素质问题是一个因中国社会转型而发生的司法知识转型的问题。第三、四部分则针对司法知识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法学目前同样处于一个知识转型期，我将论证，尽管从理论上看法学院的教育培训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促成法官专业素质的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现有的法学院传授的知识不大可能弥补这一缺陷，而必须通过司法实践知识的积累和法学院教学的改革来完成。

　　一、如何讨论合格的法官？

　　从学术上，我们至少可以两种方式来讨论法官：理想的和现实的。

　　前者是充分调动人类的想像力，想像我们渴望法官具有的能力和品质，并据此来批判现实的司法制度，构建我们可欲的司法制度。最极端的，这种理想的法官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就是基督教中的上帝（末日审判），但是这种法官显然是不可能的。柏拉图自己在《法律篇》中就否弃了自己的设想，《第二次降临》毕竟只是叶芝的诗。

　　一种看起来并不那么极端，但仍然过于理想的讨论，并且也是目前中国司法界和法学界常常使用的方式大致是从各种有关法官的理念、概念和定义中推演出，或是从世界历史上的众多杰出法官或准法官（裁判者）或者有关这些“法官”的故事②中归纳抽象出一个理想的法官形象，抽取理想法官的一系列必备要件，然后按照这一理念来衡量和要求现实生活中的法官，为今日中国的法官树立一个应当追求的楷模。③这是一种传统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思路，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路，而不是一种讨论政治司法问题的思路。

　　法律是一种实践的世俗事业，是管人的，而人不都是甚至就不是那么美好的，因此才有了霍姆斯的“坏人”理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问题，作为一个实践问题，作为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我们必须在社会和人类都不完美而且不可能完美这样两个基本制约条件下来讨论法官的素质问题。因此，合格的法官并不是理想的法官。那种理想化的人（神）是不可能有的，如果有，也很少。现实中担任法官的都是普通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社会中，会受具体社会、政治法律和知识制度条件的制约，都要解决特定社会中的具体问题。他们不仅在智力上和能力上不可能具有想像中的哲学王或上帝的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一定会有许多人的弱点。他们总是会拖家带口，不可能无比坚强，也不可能洞察一切，更不可能完全不受任何诱惑。此外，时代的变迁（例如社会生活的复杂以及纠纷之复杂）和制度的变迁（例如司法独立或分权）已经注定不可能有谁拥有所罗门国王或包公的那种不问程序（“先斩后奏”）、不分管辖（“随处刷卷”）的权力。④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不可能产生和存在这种理想化法官，而且这种法官多了就乱了套，就会破坏法治。请设想一下，如果两位互不相知的包公相遇，都想查查对方的案卷，双方各不相让，究竟谁更可以“随处刷卷”呢？如果两人都火了，都要行使先斩后奏的特权，那么谁又可以更先斩后奏呢？事实上，在一些学者的分析中，所罗门国王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合格法官，尽管他作出的判决获得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可。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