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研究，即从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综合研究、分析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现象，促进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特别注意吸收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研究内容进行综合分析；注意掌握和运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加强这一新兴学科的科学性；注意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对人口、环境、资源理论和实践，实行开放式的研究。一体化研究区别于传统的分割式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体化研究不是对人口、环境和资源进行独立地、分散地研究，不是仅仅研究其中的一种因素，而是将人口、环境、资源联系起来做为一个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

    （三）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协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也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如何认识、解释和掌握人与自然（包括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思想意识和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的哲学理论、法学理论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江泽民主席1997年11月1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的这些发明创造，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道德思想相结合的理性光彩。”[17].在西方，自然法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公元1689～1755年），是运用接近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典型人物，他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性、民族性和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或民族的素质、习俗与气候、土壤、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有关，甚至认为这种作用具有决定性。在5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就自然对人类的作用问题进行过讨论，1959年出的论文集曾刊登前苏联学者转引马克思说的“不是有着坚强的植物的热带气候，而是温带气候才是资本主义的老家”[18] 这一名言。后来，包括法学界在内的我国学术界曾企图全面否定上述观点，将其打入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 [19] 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地理学界、哲学界和法学界开始肯定或重视这种观点。在1990年代，《中国环境报》曾专门刊登一些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翻案的文章，指出地理环境对该区域社会或民族国家的发展的影响是不以人的主观众意志为转移的、长期的因素，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代科学证明，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即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物质的基本单元是化学元素，人体各种化学元素的平均含量与地球地壳中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相适应，例如人体血液中的60多种化学元素和地壳中这些元素的含量有明显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人的素质和人类发展的决定作用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先定的、长远的、内在的影响，自然的进化产生蛋白质和有机物，蛋白质的进化最终产生人，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周围环境为人体提供的物质决定着人的特征和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20]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的长期影响和作用，在不同的地区便产生了不同肤色和特征的民族和人种。事实证明：英国的岛国的地理环境是英国受大陆影响较少而形成一个独立法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之所以最早产生民族、国家与法律，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分别位于富饶的黄河流域、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