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明君不尚贤”，“任法不任智”

　　法家认为，治理国家全靠法治，而不靠臣下的贤能智慧。他们说：“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⑤e]如果“尚贤”，就会抬高臣子的地位，降低君主的权威。只要把法律制定得详尽完备，让臣下严格按法律办事，那么不管臣下贤智与否，都可以治理好国家。在国家法律面前，臣子的贤智不是好事反倒是坏事。因此，法家反对民间教育和思想传播活动，认为那样一来，人们便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对国家法律横加议论批评，直接损害国家法律的权威。法家禁止“议法”，主张“作议者尽诛”[⑥e]，禁绝“私学”，其目的就在于此。

　　4.“君设其本，臣操其末”

　　法家认为，君主的职能是立法和役使臣下，而臣下的职能是“守法”和施行君主的指令。司法活动和行政事务是臣子做的事，君主不要亲自去做，所谓“君设其本，臣操其末”是也[①f].因为如果君主事必躬亲，臣下就不敢争着去做，不肯出力；如果君主把事情搞错了，臣下反而会看笑话，那就损害了君主的权威。总之，君主亲自参与司法和行政是有百害无一利的事情，故“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②f].

　　5.“动无非法”，“以死守法”

　　法家认为，法官的职责是“守法”，即司法。因此，在司法过程中，法官要严格依法办事，不得夹杂个人的判断：“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③f].绝不允许稍微变更法令，曲解法条的原意：“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④f].《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也指出，“喜争书”（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法条）是“恶吏”的表现之一。法家主张，法令一旦公布就禁止臣民“议法”，“作议者尽诛”[⑤f]，甚至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⑥f].原因很简单，“令虽出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⑦f].因此，对法官不依法办事甚至损益法令的都严惩不贷：“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⑧f]，“有敢duō＠①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列不赦”[⑨f].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维护国君和法律的绝对权威，杜绝法官背离法律、自做主张的现象。

　　6.“法莫如一而固”

　　法家认为，法律应当统一而且稳定。为此，立法权必须由君主独揽，不允许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如果“号令已出又易之，刑法已措又移之”，那么“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民不畏也。”[⑩f]因此，法家强调“法莫如一而固”，“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①①f]此外，法家还注意到维护法律在地域上和时间上的统一性问题，比如韩非就总结过申不害在韩国主持变法时“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颁布了新法而未废除旧法，使“新旧相反，前后相悖”[①②f]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在法律效力问题上，法家还提出过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①g]

　　7.“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

　　法家主张公布成文法，使法律成为衡量人们的行为之是非曲直的标准。法家所理解的法律就是指成文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②g]公布成文法的好处是使“万民皆知所避就”，这样，“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既然法律是公开宣布的、要让百姓了解的东西，那么在制定法律时，就应当做到“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③g]，才有可能实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法律的目的。事实上，新兴地主阶级在变法革新中的确实现了法律的普及。《韩非子·五蠹》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战国策·秦策一》载：“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这就彻底打破了“判例法”时代那种“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④g]的神秘。

　　8.“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